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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人们望着他的目光里，便都有着宽恕了……
在四月或十月，在清晨或傍晚，在北方大地上这处景色苍野透着旖旎的地方，常有同一个身影久久伫立天地之间，仰望长空，看雁队飞来翔去，听雁鸣阵阵入耳，并情不自禁地吟他所喜欢的两句诗：“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
便是当年那个孩子了。
人们都传说——他将会一辈子驻守那地方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04
隔着一条马路的相遇张立勤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一位大学生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看见了马路对面的海明威。那一年海明威58岁，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马尔克斯想立刻跑过去，可海明威就要被人流淹没了。他用两只手握成筒形放在嘴边，大声喊道：“文学大师！”海明威转过身来，举起手，并高声说：“再见了，朋友！”随即，消失在卢森堡公园的那个方向中。
那个方向正下着如烟的细雨，年轻的马尔克斯觉得，似乎只有那儿下着雨，别处是无雨的。他望着那下得如此沉默，而不可追溯的雨，意识到他与海明威的相遇，将会是终生的别离了。马尔克斯兴奋又很伤心，像读完《老人与海》的那种感觉。只不过此时的他，感到离那个诡谲不衰的大海更近了。
他们的相遇，海明威是不会太理会的，因为，上帝已经这样安排，他走在了马尔克斯的前面。海明威像对待朋友一样，打了个招呼，就远去了。但对于马尔克斯，却是诱惑，是文学的，理想的。马尔克斯接受的是，与海明威的文字完全不同的一种东西——海明威充满活力的样子，那句令人难忘的话语，及在雨中起落的手，都是那样贴近自己的内心。海明威仿佛从一个高处走来，把他那极具精神意义的气质与侧影带到了雨中——那是飘在马尔克斯记忆之中的一场雨，是那个夏季唯一的一场雨吧。
马尔克斯和海明威，相差30岁，即使他们生活在一座城市，相遇的概率也是极小的。然而，他们毕竟相遇了，在这个芸芸众生的世界上。也许，他们只能以这样的方式——隔着一条马路和绵绵细雨，匆匆地相遇了。或许，那条马路，正是这30年光阴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由于这30年，马路才得以横亘在他们之间，否则，他们也说不定会成为同学、邻居什么的。总之，30年是一个危险又幸运的数字，如果再长一点，恐怕连面都见不着了，很有可能。
福克纳比海明威大两岁。马尔克斯称其为：我的两位文学大师。马尔克斯阅读了他们发表的每一篇作品，这是一种作家的阅读。马尔克斯是要通过阅读，把书分解到它们的实质部分，然后再将其恢复原样等。马尔克斯曾说，觉得自己与福克纳心灵共感的地方，要超过海明威。同时他又承认，海明威是一位与自己的写作技巧最为密切相关的作家。
海明威何尝不是也历经了艰苦的阅读呢，在圣米歇尔广场的那家咖啡馆里，他花了许许多多的时光在那里读书。福克纳上小学一年级开始读书，他最初的阅读除了格林童话外，还有狄更斯、马克？吐温、莎士比亚、雨果等作家的书。福克纳长大后，在密西西比大学上了一年学，读欧洲语言。但是他不喜欢上课，不久就退学了。其余的教育，都是通过没有任何人指导的阅读得来的。他们的阅读同写作一样，无情地占有着自己的生命。谁能分辨清楚，他们的作品里，哪些是阅读经验，哪些是生命经验？其实这怎么能够分得开呢。这样长河般的阅读，那种心灵不断的相遇，早已变得自然而然，无懈可击。同样，海明威和福克纳很年轻的时候，也都有过像马尔克斯那样的与前辈作家的相遇。他们要比马尔克斯幸运得多，因为，他们的相遇，没有隔着马路。作家与作家的相遇，在阅读之中。而在那还能够感受着对面的微笑、声音和气息的生动的相遇，又是文字所不能替代的，那该是最为真实的一种对于文学的进入吧。
24年后的一个迷离的夏天，不再年轻的马尔克斯说，那个在马路对面向我道别的人，让我感到我生活中仿佛发生过某件事，而且这件事萦绕了我的一生。这是怎样的一种对于生命挥之不去的影响呢？一个作家对于另一个作家，就是这样在有形无形的或并行、或一错而过的相遇中连接起来，像一块一块的泥土连接成陆地一样，文学一直踏着包含着作家自己的大地，朝前走去。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56
父亲的手提箱帕慕克
在父亲去世的两年前，他给了我一个小手提箱，里面装的是他的作品、手稿和笔记。他故作轻松地要我在他走后再看，这个“走”说的是他死了以后。他说：“翻翻就行了，看看有没有对你有用的东西。或许在我走后你可以挑选一些发表。”
说这话时是在我的书房里，父亲想找个地方放下箱子，就像一个想把自己身上的痛苦赶紧卸下去的人一样。最后，他悄悄把它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父亲走后，我围着那个箱子转了几天，却碰都没有碰一下。这个小小的黑皮箱子我太熟悉了，就像是一个老朋友，承载我的童年及过去的记忆。可现在我却不能碰它一下，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其中沉重的内涵。
上世纪４０年代，父亲曾想当一名伊斯兰诗人，他还把瓦雷里（法国诗人）的诗译成土耳其语。但他不想过那种在一个穷地方写几首没人看的诗的生活，于是放弃了他的作家梦。
可真正让我无法打开父亲箱子的第一条，就是我害怕发现父亲是个优秀作家。因为如果从父亲的箱子里拿出来的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我就必须面对父亲身体里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这个可能性太可怕了。因为即便是一把年纪了，我也只希望父亲就是父亲，而不是作家什么的。
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人；在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男人或是女人，写作的时候可能喝茶，喝咖啡，抽烟，还时不时站起来，望着窗外在大街上嬉戏的儿童，如果幸运的话，可能还能看到绿树或其他风景，又或许他只能面对一堵灰墙。
我害怕打开父亲的箱子，还因为父亲没选择和我一样的生活而生气。但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妒忌”。每逢想到这点，我就会轻蔑、恼怒地大声问自己：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孤独地关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吗？或是与芸芸众生一起，过着或装出过着舒适生活的样子？这些问题实在太让人烦恼了。谁说幸福是衡量生活的惟一标准？大众，报纸，每个人都把幸福当作评判生活的重要尺度，这件事本身是不是说明其反面也很值得探寻一番？
我第一次打开父亲的箱子时，就是受这种情绪影响的。父亲生活中是不是有什么我毫不知情的秘密或是不幸，而他又只能默默忍受，倾泻在纸上？一打开箱子，我就认出了其中的几本笔记，它们大多是父亲到巴黎去时写的。我就像读我所崇拜的作家的手记一样，急切地想要了解父亲在我那个年纪都想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不久后我就意识到不是那么一回事。最让我不舒服的是我在笔记中时不时能读到作家的腔调，一点都不真实。在对父亲写作时可能不是发自内心的担心之下，我开始担心内心深处的自己是否也不真实。
当我关上父亲的箱子时，被放逐感和对自己缺乏真实性的怀疑感就深深地包围着我。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多年来它们就一直在我的阅读、写作当中存在着，我也一直在研究甚至深化着这些既让人精神崩溃，又让人情绪高涨的情感和色彩。只有当我写书时，我才对真实性的问题（比如《我的名字是红》和《黑书》）和边缘性的生活（比如《雪》和《伊斯坦布尔》）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对我来说，做一名作家就是去挖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伤疤，真正去拥有这些伤和痛，把它们变成我们精神和作品中看得见的部分。
一个作家闭门数十载，就是在用这种姿态宣示一个基本的人性，揭示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但是从父亲的箱子和伊斯坦布尔人苍白的生活可以看出，这个世界的确有一个中心，而且离我们很遥远。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有这种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