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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这花鼓调流传甚广，与凤阳人外出逃荒密切相关。元末明初，战乱频繁，田园荒芜，不仅是凤阳一地，账也不能全记在朱元璋名下。安徽人多地少，淮河水患，是造成农民“走四方”的主要原因。明清数百年，徽商遍布全国，发扬了“走四方”的传统。这个传统现在变为进城，安徽进城的民工是很多的。
前年一位温州大款李总邀请作家林斤澜游云南，我有幸作陪。往返飞机，宾馆佳肴，自不待言。李总者，温州农民也，十五岁只身闯西藏，五年后昆明摆小摊儿，赚了钱办企业，建宾馆，三十出头成为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浙江也是人多地少，外出打工、经商的浙江农民多矣。老北京弹棉花的都是浙江人，新北京城市里还有个数万人的“浙江村”；呼和浩特的小商贩多是浙江人。他们聪明能干，勤俭致富，不但进城，而且出国，“温州帮”、“宁波帮”世界闻名。
有个真实的笑话：参加国际电影节的影片《凤凰琴》是部优秀作品，本应获奖，但它讲的是“农转非”故事，外国评委怎么也看不懂，结果落选了。老外不知道，我国实行城乡分开的户籍制，造成了多少农民在工作、学习、爱情、生活方面的困难和悲剧呀。一亿农民进城打工，是在改革开放和解散人民公社之后才出现的新气象。然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工种、工资、劳保等方面仍然面临许多不公平待遇。
老外说中国是“世界工厂”，竞争投资；“中国制造”的商品价廉物美，有竞争力。为什么呢？还不就是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嘛。中国有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说到底，其主体就是农民。经过教育培训，成为熟练技工、城市工人，来源还是农民。我们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各项基础建设突飞猛进，建筑工人的主体也是农民。党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看，关键也在于解决好“三农”问题吧。
现在许多省市已经放宽或取消“农转非”的限制。一个几亿农民进城，或曰城市化的伟大进程已经开始。农民进入大城市，这十年间，已使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由二十个猛增为一百六十六个，这只是一方面，同时新建的中小城市数以千计。
城市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城市，它本身就要发展商业、交通、建筑、教育、文化、医疗、服务事业，又会带动周边农业的发展，支持农业现代化。由此可见，城市化正是发展经济的巨大动力。我们应该为农民进城欢欣鼓舞。
重赏之下
邓 刚
过去在书本上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这句话又常常是讽刺那些为金钱拼命的贪婪者。例如描写土匪，匪首总是在关键时刻嚎叫着：谁要是冲上去，重赏一百两黄金！例如描写敌人，冲锋之时，当官的挥着枪在后面督战：拿下共军的山头，赏三百万块大洋！要是看历史小说，重赏的故事就更多了。将士们每每凯旋，皇帝都要论功行赏。重赏田宅、牛马、黄金和白银。水泊梁山上的好汉们打了胜仗，就大碗吃酒肉，小秤分金银。所谓小秤分金银，就是分得公平细致。然而这些描写多了，就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用金钱去鼓励去诱惑，是封建主义帝王的手段；为了金钱拼命的都是贪婪的坏蛋。倘若哪本书上描写八路军也这样，打了胜仗赏黄金白银，那作者绝对会遭到严厉批斗。所以，多年前，我从报纸上看到，台湾一个空军军官驾机到祖国大陆投诚，国家奖励他两千五百两（也许这个数字不准，但当时奖励的数量确实多得吓人）黄金，不禁大吃一惊。因为我们当时也有无数个英雄，从来没听说奖励黄金千两。我们的英雄干出那么多业绩，哪怕是奖励黄金半斤八两也行呀，但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报酬。当然，要是说奖励给雷锋同志千两黄金，所有的人都会惊讶万分，甚至愤怒万分，那么纯洁那么高尚的雷锋竟然能笑眯眯地捧着黄金，这绝对是对雷锋的污辱。平心而论，雷锋为人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做出那么多的牺牲，如果给他一定的物质奖励，让他的生活能舒适和幸福一些，难道不是一件好事么？但我们竟然会惊讶和愤怒，说起来真是不尽人情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教育：我们的英雄只能是吃糠咽菜，拖着病痛身体去干工作，只能是把仅有的几元钱家底全部拿出来捐献，这才像个英雄。要是雷锋有一百个窝头拿出来给穷人吃，大家会不以为然，要是雷锋只有一个窝头，掰一半给有困难的人吃，使雷锋也饿着肚子，这才是最感动的。看起来我们过去决不讲经济的所谓“革命”理论，只能使我们的心肠渐渐变硬变冷，变得麻木不仁甚而穷凶极恶。所以，我们实在是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个“重赏之下”的经济手段了。
其实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在使用“重赏”的手段，例如国家为某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奖励几十万奖金；例如国家为某劳动模范奖励汽车奖励住房；例如公安局在侦破一个重大案件时，为了能及时将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便在报纸上悬赏，谁要是能提供线索或是协助捉拿到罪犯，就奖励多少多少万人民币。这其实就是“重赏之下”的意识和意义。前些日子公安部门为了侦察一个特大案件，在报纸上悬赏奖励人民币三十万，有些人看后不禁咋舌：那么多钱！真能给吗？真给难道真敢要吗？真好意思要吗？这些疑问会让我们感到，过去那些年的“坚硬教育”阴魂不散，还在起作用，人们还有着恐惧心理。我采访过一些得奖者，他们大都是在得奖之后，把奖金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捐献给什么什么事业或什么什么活动了。这当然是高尚和光荣的，但有的捐献心理是怕别人说“贪财、独吞、见钱眼红”等不好听的。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没富得不把几万乃至几十万元钱当做一回事的程度，科学家把获得的奖金再次投入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劳动模范用奖金滋补自己的生活，使自己的身体更强壮，将会更有力量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坦率地说，我不赞成也不欣赏获奖者把所得的奖金捐献出去，尽管我不排除这是具有高尚思想的举动，但我也不排除这里有恐惧心理所致。有时看到一个非常贫困的获奖者，把国家奖给的高额奖金如数奉献给什么什么工程或事业，这往往给人这样的感觉：国家的奖励是多余的，甚至是奖励错了。奖励和重赏的深层意义并非是让一个人发财，而是让更多的人感到一个人做了贡献才会获得幸福和光彩，起到广泛鼓励的作用。
实际上我更向往自觉地为人民做贡献，不要一分一毫的报酬而拼命工作，那真是太美好了。问题是这样美好的口号我们喊了大半个世纪，最后却又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回到经济规律上来，说明我们还是走在通向美好前景的半路上，还置身于“按劳取酬”的经济规律之中。虽然从单纯的道德角度看，重赏之下的勇夫不是那么光彩，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但这种经济手段却有用有效而且有益于我们的事业。
归真
陈世旭
陶渊明纪念馆建馆二十年了，主事者为纪念活动征集墨迹，我写了“归真”二字。我用这个词，根据的是《国策·齐策》里的“归真返璞”的意思，也就是去其外饰，还其本真。
二十年前，我也有幸在陶渊明故里所在的今江西九江县参与过文物的挖掘、搜集、整理工作，由此开始了对这位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同乡大诗人的神往。
在我的印象中，因为贫穷，因为没有社会地位，有关陶渊明的生平，除了他自己不算太多的传世文字，见诸其他社会历史文献的记载很少。
对于陶渊明，这样一个结果似乎不太公平。但对于中国文学，却是一种幸事。
陶渊明先生如果不亦乐乎地当顾问，当策划，当评委，当客座教授，而社会也不亦乐乎地请他上报、上广播、上电视、上主席台，我们也许就读不到那些“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诗文，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认识的陶渊明。金元时期的大诗人元好问甚至为此感谢晋朝社会对陶渊明的无知或冷遇，说是“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后人来说，尤其是对步了陶渊明的后尘也操了文学营生的后人来说，弄清陶渊明吃喝拉撒睡的光景如何是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