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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车间的员工对芸姐的态度有些微妙，既保持着同情理解和关心，骨子里又含着一丝不露的鄙夷。芸姐与以前判若两人，工作之余很少和谁说话，干完活就悄无声息地走了。芸姐尽量做得不显山露水，但她却一直是铸造车间最独特最引人注目的风景，是每个铸造员工的眼里心里都挥之不去的存在。没有人知道芸姐这时最急需的是钱，弟弟小军无时无刻不在她面前唠叨那该死的学费，他考上了一个三流大学的美术系。学画画，那可是花钱的专业，颜料纸张自备不说，每年都要到各地的大好河山中去写生，光车马费这一项就是笔不小的开支。芸姐的收入供不起他，更何况为满足小军近乎无止境的需求，她早已负债累累。
钱，钱，真像一夜之间遍布大街小巷的传销大师宣称的那样，它有四个脚（角），我们两条腿的人怎么能追上呢？每个人都疯狂地追逐，反而锻炼了它伶俐的四条腿。这是一个虚假的莫名其妙的繁荣时代，我们在为钱奔走呼号，我们信以为真地听命于所谓的经济学家的布道，为花钱而心甘情愿接受精明的商家一茬又一茬花样百出的推销的摆布，似乎每个人都可以疯狂挥霍自己的青春和提前透支自己的未来，没有谁能免俗，没有谁能独善其身如世外高人。风风火火的星期天市场萧条之后，第二职业这个名词渐渐为人们熟知并接受。芸姐也有了第二职业——歌厅伴舞，一个令轻佻的女孩如鱼得水却令正统姑娘避之不及的新生词汇，它很容易让人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丰富的联想，字眼里充满了温暖暧昧的意味。你是什么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千万不能没钱，某些掌控着说话权力的人不遗余力地宣扬着这个新的生活观。
每天晚上，芸姐鲜亮的衣着和艳丽的装扮都会成为我们大院里人们闲谈的主要话题。我妈不止一次跺着脚当着我和我爸的面搓手长叹：这是怎样的社会啊，教人学坏了，伴舞，伴舞，乌七八糟的，分明做鸡嘛，芸儿她也不瞅瞅，啥干不了非干这个，堕落啊堕落。我爸笑着说，都啥社会了，还戴有色眼镜抱着你的老皇历，这是新形势下的新职业，三天不读书不看报，你连我的思想觉悟也赶不上了。我爸开导我妈的同时，手并没闲着，他正为一盆水仙花发功。自从他迷恋上气功，给我们家小院里的花草树木发功布气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他不无得意地对我妈说，你瞅瞅，咱这些东西是不是比别人家的长势旺，因为我在它们周围设下了气场，它们接受到了我的功力，给你说白了，咱院里就存在这样一个大气场，我专门发功布下的，它能保证维持我们每天身体机能所需的各种空气中的营养成分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此刻我爸就像一位领悟了生命真谛的得道禅师。
这年寒假，小军没回来，只给芸姐写了封要钱的信，信上甚至没有提他不回来的理由。芸姐黯然神伤了一阵子，把钱寄去，并且叮嘱北方冬天冷，要多穿御寒的衣裳。
春天来的时候，我们大院门口经常停放着一些名牌轿车，我们不止一次看见车上的人装模作样地对着砖头一样的大哥大神气活现地叫喊。这些意气风发的人都在等芸姐。芸姐的名气越来越大，她已经不用去歌厅，每天等着请她的人都排成队。芸姐答应陪哪个老板，简直是给他很大的面子。传呼整天响个不停，一千六百多块的摩托罗拉汉显BP机用坏了好几个。
有一天，电信局的人一声不响地来给她安了一部电话，竟然连一口水都没喝。这把我们大院人眼红的，三千块钱的初装费不说，如果你怠慢了装电话的工人师傅，他们会以没有线头为由让你无休止地等下去，也就是说，你出三千块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安上电话。芸姐能，一分钱不出有人心甘情愿地来帮她装上。大院里的人纷纷传说芸姐认识的人物可都不一般，这一点老三给予肯定证实，自诩为汽车发烧友的他反问我们几个疑惑者，你们自己瞧瞧，坐这些车的、拥有这些车牌的能是普通人？紧跟着他又说，打死我也不信。住第二排红瓦房停薪留职的牛哥找到芸姐试着说，他的烧鸡店申请电话两三个月了还没安上，能不能找人帮忙问问。芸姐说，行，不过我可不敢保证成不成。没出三天，牛哥的电话就装上了，工友们的态度还出奇的好，也没有喝他一口茶，更不要说吃他的饭了。牛哥高兴地提着两只烧鸡来谢芸姐，芸姐回绝了他，说什么也不收，小事一桩，至于吗？牛哥后来逢人就说，小芸不简单，真是不简单。
暑假里小军给芸姐打电话说要和同学一起去四川峨眉山写生。芸姐寄了些钱，还嘱咐他注意安全，带件厚衣裳，山顶上凉。
这年冬天东伯不在了。深夜他从外边回来，醉倒在家门口，再也没爬起。被早起的水叔发现时，薄薄的一层雪像被子一样把他盖着，东伯安详得仿佛刚刚睡熟。嗜酒如命的他临终时紧紧攥着的酒瓶像长在他手上，竟没人能从他手里夺过。
东哥在两名狱警的看护下奔丧。他的出现使我们院里许多青春期的女孩子激动不已。他看上去还那么帅，高强度的劳动改造反而使他拥有了一种迷人的成熟感、沧桑感，待人接物老成持重了许多。邻里吊唁的人很多，我爸拉着东哥唏嘘不已。我太粗心大意了，如果当初再认真点，心再诚点，你爸肯定答应跟着我学气功了，那事情就不会这样了。我爸信誓旦旦地说，他也就不会这么嗜酒了，即便是喝酒喝醉了又咋的？有了气功，他身体周围自然形成一个气场，雪呀凉气呀，什么呀？根本不可能侵袭他，可现在，他，他……我爸又伤感自责起来，好像东伯的去世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东哥耐心地听着我爸唠叨，时不时还出言安慰两句，但他不知道如何能让我爸止住这莫名的内疚和无休止的诉说。
我那戴着眼镜的四眼姐姐面色苍白地躲在我爸后面，她已是一名刚刚参加工作的色织女工。她这会儿快要激动得昏过去了，白马王子就在眼前。她完全有机会上去大大方方打个招呼，可她拘谨地固执地半隐半藏在我爸的身后。东哥瞅见她了，还冲她友好地一笑，表示认出她来了。这轻描淡写的眼神和稍纵即逝的一抹微笑轻易地击垮了我姐心里虚张声势的防线，她的脸更加苍白了，像一张纸似的。如果不是倚着那棵可怜的小椿树，我想她整个人都有可能摔倒在地上。
这时候芸姐走过来，她说，东哥你回来了。东哥愣了一下，才认出令他眼前一亮的人就是芸姐，一时竟有些局促，说，回来了，回来了。还想说什么话，芸姐已经忧伤地走到东姨跟前，双手搀住悲伤过度的东姨。这是东哥和芸姐唯一的对话，他没有待多长时间就被狱警带走了。东姨痛上加痛，又昏了过去。芸姐和另外一位阿姨忙着照顾东姨，没机会与东哥告别。
第二年春夏相交的一天下午，我们大院里响起了芸姐少有的兴奋的说话声。我弟回来了。她丫环似的跟着大学毕业的小军走进大院，逢人就骄傲地介绍，我弟回来了。她推着小军，快叫李叔，快叫张姨，快叫刘奶。上几年学，小军像患了失忆症似的把院里的人全忘了，一脸生硬的表情，机械地重复着芸姐的提示，弄得不好意思的芸姐歉意地红着脸赔笑，后来小军干脆显出不屑的神情径直往家里走。一进屋他就开始发艺术家愤世嫉俗的脾气，俗，真他妈的俗不可耐，一回这院我就感到绝望与窒息，都过着卑贱的生活，还井底之蛙一样其乐融融，看到他们，我从心里生出的全是无望和悲哀。芸姐听出来他这是在指责我们院里人的生活，不快地说，小军，别人咋过是别人的事，我们无权过问。小军一脸孤傲地瞧着芸姐，说，算了，给你说你也不懂，你也体会不到，总之，这院里的人没有一点儿生活质量，纯粹一群快乐的猪，我却是唯一的思考着的痛苦的人。
小军说得未免偏激，但也许还有一点儿道理。我们院里的大部分人家还住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盖的红瓦排子房，因机械行业的不景气和社会的飞速发展而与主流社会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大院里的人都能感到生活的压力，不过我们大多时候不愿正视，只想通过对昔日辉煌岁月的缅怀来躲避现实生活中的无奈。新华电机厂，已经被日新月异的时代遗忘了，被争先恐后前行的人们远远抛在后面了。
小军在家没待够三天，就和芸姐招呼了一声，搬出去和同学住了，芸姐想拦都拦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