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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被宗教习俗边缘化了，他们能够与客户保持一个有益的职业距离。最为著名的放高利贷者，《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证明了这一点：“我可以跟你们做买卖、做交易、谈天、散步以及做诸如此类的任何事情，可是我不能陪你们吃东西、喝酒、做祷告。”
犹太人并不是中世纪唯一的放款人。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承担这一角色的是基督徒。比如，世界上最老的基督团体亚美尼亚人变成了（穆斯林）土耳其人的银行家。后来的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就得到了亚美尼亚银行家的金融网络的广泛支持。但是放款人在任何社会中几乎都不受欢迎的。当放款人是文化上的局外人时，偏执和憎恨更会在社会动荡时期带来可怕的暴行。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欧洲的犹太民族，憎恨和宗教偏见共同频繁地发展成为可怕的集体迫害，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中脱掉干系，这种迫害在后来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theHolocaust）中达到了顶点，在此后的历史中，这也成为欧洲良知的一块污点。
并不仅仅是《圣经》的教义对放款以收取利息持敌对态度，其他对欧洲思想有着普遍影响的人也是如此，如亚里士多德。尽管他生活和工作的时代是在公元前4世纪，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几个世纪里主导着人类的思想。从古代到文艺复兴，他的影响在扩大，他的著作不断被译成拉丁文、叙利亚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以及英语。他的思想是伊斯兰哲学的一个主要影响来源：在所有阿拉伯哲学家中最负盛名的阿维诺斯（ Averros）试图创造一种伊斯兰神学和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的结合体。在中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犹太思想家中，迈蒙尼德（Maimonides）为犹太教创造了一种类似的结合体。在基督教思想世界中，最为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结合体是13世纪学者托马斯 •；阿奎那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在高利贷这个话题上，他们总体上都沿袭了大师的观点：
至于‘钱贷’（由贩卖发展起来的致富的极端方式）则是更加可憎，人们都厌恶放债是有理由的，这种行业不再从交易过程中牟利，而是从作为交易中介的钱币上取得私利（贩卖脱离了物物交换的原意，而钱贷又脱离了贩卖 ＇商业 ＇的原意。）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称，为利息而接触钱款是完全违背常理且缺乏道德的；金钱是不可增值的，它本身不能创造任何东西，因此无权以任何理由得到报偿。在对商业道德的早期神学讨论中，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反对态度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上，在今天基督教对金融的评论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元素。在中世纪基督教对欧洲的影响达到顶峰时，对商业和金融的态度是在一项犹太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犹太传统认为，商业和金融是具有剥削性的，而这一传统也受到了希腊世界观的支持，后者认为它们是违反常理的。无怪乎结果有着如此明显的敌意。
伊斯兰教的态度也是明确的。伊斯兰教对高利贷的指责在先知穆罕默德的一生中被很好地确立下来。《可兰经》中“高利贷”一词最初使用的是 riba，其字面的意思是“过剩”。
吃利息的人，就像中了魔的人一样。这是因为他们说：“放高利贷和做买卖是完全一样的。”真主准许买卖，却禁止放高利贷。奉到主的教训后，就遵守禁令的，得已往不咎，他的事归真主判决。再犯的人，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
正文 第3章 贸易是最强劲的引擎（10）
《可兰经》
到 17世纪末，对利息的禁止已经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原则，成为伊斯兰经济系统的一个部分。伊斯兰教法金融虽然远未在伊斯兰世界中得到普遍地践行，但是在最近几年里它却在穆斯林商业中有了大的复苏，它强调的是投资，其中风险由投资者和企业家共同承担，而不是带有利息的借贷，“借贷”仍然是不被接受的。
不过，在欧洲，没有一支单独的力量强大到可以将商业控制住。因此意识形态和实践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严重。在 15世纪以后，随着贸易的欣欣向荣，对贷款的需求也扩大了。有几分不幸的是，通过允许不能算做高利贷的金融，神学家们开始为商业提供方便。但是，恐怕只有革命的神学家才能与新的城市贸易阶层和谐相处，做出决定性的突破，并为有息贷款界定一个可接受的角色。
为金融拓展舞台的智者
约翰 •；加尔文（ JohnCalvin）头脑清醒、冷酷、勇敢，是法语文学最伟大的散文家之一，也是 16世纪中叶欧洲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日内瓦事实上的统治者。加尔文大胆地说《旧约》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一个新已经替代了古代的以色列社会。新的律法是一部爱的律法。在有着很好的商业理由的借方和贷方之间，合理利率的贷款不应该受到反对。他写道：“高利贷现在不是非法的，除非它破坏了公平和同胞的团结。”这一改变是根本性的，尽管在成为自由市场的福音书之前它停止了很长时间。与之相伴随的是宗教使命观点的改变，这一改变同样也是根本性的。在宗教改革之前，宗教使命的概念是神职人员专有的。马丁 •；路德对此做了改变，他认为可以有长期的神职角色，但是这样的角色必须仅限于简单的农业和手工业活动。加尔文则更进一步称，如果你有钱，你便是上帝的一个管家，且必须使用上帝所委托于你的东西。这意味着投资和银行业可以是宗教上合法的活动。放款人可以被大众所接受了。
接下来的一大步是由 18世纪伟大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完成的。如果说加尔文在天堂的王国中给了放款人一块天地的话，亚当 •；斯密则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将商业和金融世界放在了与自然世界同样坚固上。正是亚当 •；斯密的工作使得与他同时代的埃德蒙 •；伯克（EdmundBurke）可以宣称，“商业的律法便是自然的律法，因此也是上帝的律法。”
亚当 •；斯密做了什么呢？他是第一位完全理解了竞争重要性的经济学家。当然，竞争的存在之前已经被认识到了，但它只是被指责为好斗的欲望，而且完全与基督教的生活精神相违背。亚当 •；斯密将竞争的角色放在经济进步的核心位置。他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中引入了一个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比喻，即主张如果每一个消费者都被允许自由选择他要购买的东西，每一个生产者都被允许自由地选择他要销售什么以及如何生产，那么市场将会形成一个分配模式和价格模式，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会从这种模式中受益，因此整个社会也将从中受益。利己主义会带来使集体受益的行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会驱使人们采用高效的生产方法。通过降低价格来抢生意的压力将使价格下降。必不可少的、有益的行业将得到更好的回报，因此投资者也将很自然地被吸引到这些行业之中，同时远离那些边缘的或低效的行业，因为它们产生的回报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学生会为报
酬最高的，意味着是最必不可少的职业做准备，而且这个过程将是自动生成的，它将会自然地发生。看起来“看不见的手”甚至没有给商业的对错问题提上日程留下任何余地。神学似乎失去了它历史悠久的作为商业道德仲裁者的角色。（取代它的将是什么还不清楚。如我们所见，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在伴随着我们）
如果说亚当 •；斯密为全球化的第一个基本原则 —建立在自由竞争之上的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础，那么另外一个原则则是由政治经济学家大卫 •；李嘉图奠定的。在巴斯度假的李嘉图在读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时受到了启发，于1817年发表了他最著名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比较优势法则”，这一法则成为对贸易双方利益的经典解释。他指出，只要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它在制造时相对更为高效的产品，那么在两种货物的贸易中它们都会受益，即使有一个国家在生产两种货物时都更为高效。他所举的例子是19世纪英格兰和葡萄牙之间的葡萄酒和布匹贸易。要生产同等数量的葡萄酒和布匹，与英格兰相比，葡萄牙是可以付出更低的绝对成本的（考虑到气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