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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证实。有一天晚上，中队集合站队进行点名时，指导员“姚菩萨”在队前训政时，讲了
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虽说都在这儿改造思想，但是人跟人不一样。反动知识分子喝
过墨水，有文化有知识，只要擦净脑瓜子里的反动污泥，就像钟表一样，还是能够使用的
嘛！”话里有话，弦外有音，这等于默认了那些“谣言”的可能性——1962年早春，公开
的命令终于下达了：凡是犯了右派罪行的，一律集中到“584”分场去学习待命。
地富反坏右中的老未，行情突然上涨。本来在社会最底层的劳改队，知识分子在其中又
属于最底层。搬迁那天，那些犯流氓盗窃的囚号，居然向我们伸出大拇指：行了！你们是有
盼头的人了，要是出了大墙。铁丝网，别忘了一块受过罪的哥儿们、爷儿们。我心情惶惶，
真不知老右是否真正发生了什么命运的转机。“584”集中了右字号的有二百多人，话题的
中心是分析形势。从京、津、沪三大城市来探视亲人的右派家属，带来如下的消息：一，社
会正在给反右倾机会主义中落马的“右倾分子”吹平反风；二，三月份文艺界在广州开了一
个“广州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居然讲到，在过去的两年中，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受到限
制，心情也不愉快云云。从大气候上分析，显然是从“多云”向“半阴半晴”转化的迹象，
或许是这股暖风吹到“西荒地”来了吧？
主管“右字号”中队的指导员叫李文山，个子又瘦又小，行动风风火火。我们到
“584”集中的第三天，就开始了跑步出操。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以喜幸的调子说道：
“为啥要出操哩？回到社会上去工作，也得有个新的精神面貌么；从今天起，不能总低着头
和老二（指生殖器）算账，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回答是响亮的。
气氛宽松了一些，生活也改善了一点。每天早晨每人有一大碗白米粥喝，这也被老右们
看成气温回升的具体标志。在一片天真的狂热中，我难以忘记同类陆鲁山，因为他和我都是
独生子，家中又都只有一个年老的母亲，因而闲聊的时间，比和其他同类要多一些。他说：
“我固然可怜，我看周围的同类，比我更可怜！”他的理由是，在阶级斗争喊得山响的政策
下，虽然偶然出现某种缓和，这可能酝酿着“暖后大寒”。
我不以为然，说：“也许中央发现了五七年的失误了呢！”
“不可能。”他用力摇着头，“你看不见吗，说是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
曹操杀杨修的典故，你忘了吗？”
我虽然从理智上承认他是对的，但幻想着对改变处境的渴求，因而谈问题常常在理智中
掺上感情成分，若同在纯酒中掺水。便说：“刘少奇也许能起到一点制约作用！”
“算了吧！”他谈话从不含糊，“在我看来，咱们从‘583’到‘584’来，是向
‘586’更贴近了一步。”
“这倒未必。”我觉得由于他的激烈，使判断流于偏颇。
“唉！”他长叹一口气，“前途在哪儿，有人编了顺口溜，有意思极了。”
“说说。”
“向前看，老残班；再向前看，冒青烟！”
老残班的含义我懂，就是说一直要改造到老，进了老残队为止。至于“冒青烟”，我还
不知其意。
他说：“‘冒青烟’就是进火葬场呵！当然了，这儿现在没有火葬场，等到咱们到了老
残年龄，这儿保险会出现一个炼尸排气的大烟筒！”
这段谈话所以记忆如此深邃，共同的家境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为他的这些激
烈言词，在事后都被铁一样事实的验证，还有一个比上述两个原因更为使我悲恸而难忘的因
素，陆鲁山和另外几个同类，孙本桥、姚祖怡、王同竹，在“文革”中被枪毙于南京。姚祖
怡原是外贸部的工作干部，王同竹是马列编译局干部，陆鲁山和孙本桥都是大学生，青春和
年华凋谢于悲惨的年代（见书后附文《金陵寻梦》）。
当时，对形势具有陆鲁山这种尖锐观点的人，在老右群体中是绝对少数；多数老右对现
实均抱有幻想，我则处在理性和感性剧烈冲突之中。比如：指导员李文山找曾经在北京丰台
区当过中学音乐教师的徐洲谈了话，询及他一旦重回社会，手指能否适应再弹钢琴的问题，
就立刻被老右视为一颗解禁的信号弹，升在了阴霾的天空。前文提到过，因煮吃癫蛤蟆险些
丧命的“上海少爷”陆丰年，似具备从细微中透视宏观的特异功能，他说：“不要忧心忡忡
了嘛，咱们集中到‘584’来，本身就是向社会跨了一大步。你看咱们后院的成员，属于社
会上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不属于劳改范围。由此可以推论，我们正在向回归社会过渡。”
“584”的后几排房，确实住着一些非劳改成员。他们是来自北京市内无依无靠的老
者。后来渐渐知道了这些鳏寡孤独所以弄到这儿来，而没有留在北京市的街道抚养，并非乐
天派陆丰年推论的那么简单。我和一个老者交谈过，他告诉我，凡是到清河农场来的老人，
都是有“前科”的人，或原来国民党的遗老遗孀；或解放前天桥的混混和妓院的老板等，貌
似由民政部门抚养，实际属公安局十三处管制。我确信这个老头儿的话并非虚言，因为他本
人就是原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再看看这些老头儿老太大的生活处境，更觉陆丰年
君的推论过于浪漫：他（她）们的衣衫皆褴褛不堪，老太太蓬头垢面，老头儿甚至伸手向老
右要烟头吸，他们的房前屋后堆放着垃圾，闲饥难忍的遗老们，半天半天机械人一般地在垃
圾山边翻腾，仿佛下边埋着金银财宝似的。但那一双双长满黑皴的手指拾进锅碗里的东西，
不外是烂菜叶一类的玩艺儿。有时，他们排成一溜儿，坐在向阳的墙根下，闭目养神。奇怪
的是很难见到他们彼此说话，一个个的形象倒是酷似电影《红岩》中的疯老头子华子良。他
（她）们似乎靠回忆为生，在向阳的墙根下静待夕阳落山……
希望在我心中破灭了。
没有希望的日子愈显其长。
有的不甘心这种命运的人，开始挣脱铁丝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志华。他原是北
京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福建南安人氏，此人极其聪明，还常常制几句诗以露文采。有一天
清晨，他一人推着一辆小车（上边装有铁锨、扁担和抬筐），提前往场工地运送工具。待等
大队人马抵达工地后，只见工具车放在那儿，人不知到哪儿去了。我们都以为他躲在土坡后
或什么避风的地方拉屎，因而并没在意；时至中午收工集合时，才发现张志华逃跑溜号了。
这无异于另一颗信号弹，他给在幻灭中彷徨的“同类”心中塞进了一团疑云：既然是前途充
满了希望，为什么他还逃跑？
不久，另一件事又给我灰色的心田，带来了一丝曙光。大约是1962年的夏天，我姨兄
张玉华背着食品从北京到劳改农场看我，趁那位姓杜的队长不在屋的瞬间，递给我一封短
信；信尾没有署名，但那字迹我分辨得出来，这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他在信中告诉我，王
蒙重新在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邵燕样在《人民文学》上也有诗作问世；他的短篇小说《县报
记者）将在《北京文艺》上亮相云云。这个信息，对我说来比姨兄带来的那一堆食品还重
要，因为那是冰河解冻的消息，是关联到劳改农场一大批落难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所以，
我姨兄一离开农场，我立刻把这一准确的佳讯，告诉了我的那些“同类”，于是老右们心中
渐渐熄灭的火，又重新开始冒烟，大家都把这封信上提及的事情，视为政治上的天空放晴的
征兆，觉得同类已然能在刊物上发表作品，解放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太遥远了。
有人唱歌。有人写诗。简陋的监舍里，偶尔还能听到二胡琴声，有京剧爱好者，还常常
来上一两段清唱。大家归心似箭，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话题几乎都是一个：我还能不能重新
从事过去的工作。回盼那些时日中的种种表现，既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爱，更感到中国知
识分子的可悲。说其可爱，是他们中的多数不计恩怨得失，尽管他们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几年
的惩处，但是仍揣着一颗赤诚报国之心。说其可悲，也正是由于这种屈原精神，限制了他们
对社会的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