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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混沌 作者:从维熙-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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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了。我喜欢北国,尤其喜欢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我不怀疑我这个囚徒能
够生存,但我忧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张沪已然“自绝于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儿,
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开始进食。警察送进来的窝窝头,我不再分发给“同号”,而
是把它送进自己的肠胃。这是神经历经巨大刺激后开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释成感情逐步
冷却后带来的理智苏醒。记得,老岳父张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咛我俩:“既来之!则安
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无济于事,就像那一朵朵伞形的蒲公英,它们命
运无法由自己主宰,只能听任狂风对它的摆布和戏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号”被分别叫到审讯室。分局的警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
是叫我伸出两只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张厚厚的白纸上按手印。我的掌纹和
手纹,以及我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都留在那张白纸上了。在这一刹那间我清醒地认识到,
我的灵魂己堕落到雾的深谷,我的肉体已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深渊,我这份区别于人民的特殊
的档案,将存入专为罪犯建立的特殊档案馆。同时,我还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即将送我
们到土城集中的一个信号,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程序。
    第十大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们先是被命令捆绑行李,然后列队在院内
站好。报数。点名。最后点到的名字是张沪。十大的“号房”囚禁,使她本来就苍白的脸,
又增加了几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声“到”时,语音十分微弱。押送我们去“士城”的警察
姓田,矮矮的个头,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我提醒你们注意两点:第一,
没有行李的人,要帮助手中东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从脚下开始,这叫互相帮助。第二,
没有卡车送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为,别怨我们不客气!”
他先亮出手铐,又拍拍腰间别着的一支手枪。
    至今我还念念不忘那个叫张啸虎的汉子。他北京无家,因而手中无物可拿,出于对我们
夫妇怜悯之情,他跑到队尾,抓起张沪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个犯偷窃罪的年轻人,
又替她提起网兜——里面装着脸盆,脸盆里装着女人用的杂什。还有的“同号”争着为我扛
行李,我回拒了,因为我意识到,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前面,我要在艰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
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岁尾,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马路上的行人,对我们侧目而
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向我们投以窥测的目光。你们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写了
几本歌颂新生活小说的青年作家,她是16岁就为党出生人死,把青春热血献给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青年记者。只不过我们又讲了一些不属歌颂的大实话,现在是加码处罚。“我不下
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但丁写下的至理名言,20世纪60年代轮上了她和我。张沪则还是
闭合着眼帘,不看汽车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个修女那样,但是眼角却在滴落着泪
水。
    我摸摸分局发还我的背包,里边还有一包烟卷。我偷偷掏出来,塞给那个黑脸朋友张啸
虎一支,又传给另外同号每人一支;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迫不及待
地点燃了烟卷时,警察老田不满意地看了看我们,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押送任务即将完成之
故,才没有制止。我们(除张沪一个之外)每个人鼻孔里都吐着烟龙,扛着行李,蹒跚着向
“土城”缓缓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个机关大院,进了大门走了几十米,才见大墙和岗楼。男号的箭头指
北,女号的箭头指东,我和妻子一路无言,此时到了分别的路标。
    我停下脚步。
    她也停下脚步。
    四目对视,久久无言。
    还是我先开口:“身体不如我,要格外爱护自己身体!”
    她点点头,低声说:“我不会那么轻生了,我要等着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给你写信。”我说。
    “谁知道我会到哪儿,谁又知道你又到哪儿?”她说,“还是往家里写信吧!再由家里
转告你我的劳改地点!”
    “你考虑得比我周到。”
    “再见吧!”她脚步并没有移动。
    “再见!但愿不会太久太久!”
    我在公共汽车上抚摸自己的背包时,除了摸到了烟草之纸还摸到一块包着锡纸的太妃
糖。这些纸烟和糖块,是我当“粪车夫”时,在漫漫的行车路上吮食的,此时我把剩下的最
后一块递给了她。
    她接过糖,剥去了糖纸,用牙把糖块咬成两半,把一半递还给我。这时,岗楼上的士
兵,向我们喊话了。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走进囚笼的一对苦命夫妻,因而口气十分严厉:
“搞什么流氓活动哪!走!走!走开!”
    两只劳燕从此各奔东西。
    刚才帮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张啸虎,此时分出手来抢过我的行李,同时对我耳语说:
    “多看她几眼吧!你们不定啥时候再见面哩!”
    “岗楼上的武警,已经训我一顿了。”我说。
    “给他一双耳朵,让他朝你喊吧,反正他不敢朝你开枪。”张啸虎把行李横扛肩上对我
说,“我是‘二进宫’了,这里边的事,我都门儿清!”
    我当真地回过头来,窥视着顺界标朝女号走去的张沪,刚才有几个小伙子帮她拿东西、
扛行李,此时行李和杂什都由她一人拿着,显然是蚂蚁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着行
李,另一只手提着网兜中的脸盆及洗漱用具,走两步,停一下。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此时
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着,拖过行李的地方,扬起股股黄尘。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顾拉着行
李走向罗网,我站了好一阵子,她都没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当然,又招来持枪武警的一顿训斥。也许从这个时候起,就应开始训练听力和中枢神经
的分离。训骂由他们去,我则心神安之。我记起张沪曾向我讲起她的一段往事:东北战役开
始以后,国民党驻上海的警特部门加紧了对地下共产党的搜捕,她是黑名单中被搜捕的一
员。为了安全,上级组织通知她连夜撤出上海,通过旱路和水路从镇江——扬州——淮阴—
—直到盐城。在扬州到淮阴的日子,她得了伤寒病,便在一个小村里养病,苏北农村很苦,
是稀粥米汤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当时同志之间的生死情谊。十年河
东,十年河西,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同样还是她母体上的一颗细胞,此时却变为承受折磨的
阶下之囚,她不得不强撑着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着行李走向监牢。
    这儿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飓尺的北郊,在砖墙和土墙的双层围墙里,耸立着一座座像蒙古
包一样的圆顶棉帐篷。我们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点
空旷之感。因为目光所及之处,除了“蒙古包”和几排简易的红砖房之外,几乎没碰到活
人,一群叽叽喳喳的老家贼,在“蒙古包”周围的空地上觅食吃。约莫走了有十分钟左右,
我们在一排红砖房外停下。那几个流氓、盗窃犯自动一字排开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
东张西望,突然听到一声吆喝:
    “蹲下——”
    喊话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他身后站着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来那几位都知道这里边的规
矩,只有我是个雏儿,不知道“蹲下”是何意思(后来,我在收容所才从“同类”嘴里打听
到,这就好比过去的罪犯进了衙门,那些刀斧手和衙役们高喊“堂威”一样,先杀杀你的威
风)。我顺从地蹲了下来,心内顿觉自己矮了半截。噢!我明白了一点,这是区别公民和罪
犯的身价——我已然是阶下之囚了。
    还是那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先翻弄着花名册,后来开始点名。当点到“从维熙”三个
字时,他目光分明在我脸上停留了瞬间,然后又去呼唤另一个罪犯的名字。我当时狐疑地乱
猜,可能这个小白脸在区别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别,不外是对我这个右派加强警惕之意(后
来在“蒙古包”里才听说,这个小白脸并非收容所的干部,他也是被囿于“土城”里的右
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助教,进“土城”的原因是划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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