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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深市有中小板，将来还会有创业板，我想这里面一定会有未来数年获得超级回报的个股。只是长期以来我更偏好于上海市场及无风险收益的研究（97年在公司专门负责上证所上市公司报表研究和追踪，形成了偏注于上海市场的习惯），这些年来在深市中小板上基本没花什么功夫，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可能应该更偏注于那些小盘潜力股的研究，后面我可能会在这方面下点功夫。
十一，九六纪事
之一，吼叫的九六。1996年是中国股市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这之前，股市的定位还是被视为试验场，试验不成功是可以随时关闭的。但1996年股市的发展已超出了试验的范畴，疯狂地上涨引来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参与，资金滚滚而来，股价扶摇直上，那时没有涨跌停板限制，甚至出现过当天股价涨一倍的极端情况，全国各地的交易大厅人声鼎沸，在北京那时都出现过要30万资金以上才能开户的现象，疯狂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管理层为此在媒体上多次喊话提醒股民注意风险，但市场一般的运行规律是，在牛市越干预越涨，在熊市越干预越跌，大盘根本无视管理层的声音，停不下奋进的牛步。在多次喊话无效的情况下，管理层直接用人民日报社论加修改交易规则的方式棒打股市，最终使得股市大盘几乎连跌三个跌停板。考察世界各地股市发展情况，好像只有台湾股市发生过类似的案例，他们甚至动用军警限制证券公司高管人员自由的方式来达到给股市降温的目的。
由此看来股市也是讲民族特色的，炒股必须懂点政治经学知识。当然，股市在经过调整后最终还是重拾升势，在97年又涨了接近70％才自然见顶。
九六纪事之二，初次撰稿。
前面帖子里提到，偶然的机会我在券商朋友的办公室遇到财经记者，点评过他的股票后邀请我给报纸写写稿子，我自然是欣然应命，一是因为自我感觉有了些股票知识的底子，二是自小就感觉是文学青年，上中学时参加过华东六省一市作文比赛，觉得搞点文字不成问题。我记得刚开始是每个周五写一篇当地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走势分析，那是一家非常著名的公司，董事长在全国鼎鼎大名，因为那时公众的资本意识普遍匮乏，包括上市公司的职工对于公司成为公众上市思想里没有任何概念，这位老总觉得应该通过媒体来普及一下资本市场的知识，以及作为公众上市公司的责任意识，于是就在报纸上开设专栏，每周介绍一下公司的市场表现。
这个专栏原先由券商的一位工作人员撰写，写过一段时间后由于各种原因停下了，恰好这时报社的记者遇到了我，说起来这又是我与证券市场的一段际遇。
记得当时初次写稿子的时候，也没费什么劲，很快就写完了，那时都是用纸和笔这些原始的手段来写，写好后我送到那位记者的家里，晚上他再拿到报社去校对印刷，第二天就见报了，而且一字未改。看到自己的稿子白纸黑字出现在报纸上，感觉很新鲜，也很自豪，总之是感觉很好。
之三，稿费。
到了第二月初，单位传达室通知我过去拿汇款。我还以为是天上掉馅饼了呢，到传达室一看原来是稿费，总共才几十元，汇款单的备注里详细列明了日期与款项，看来报社的会计很是认真。
那时稿酬标准为每千字30元，刚开始我每周才写一篇，稿费一个月报社寄一次，尽管每次的稿费都不多，但收到后总是很高兴，也很珍惜，那是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同时还寄托着儿时的一些当作家的梦想。
到了后来，稿费有收不到的情况，起初也没怎么在意，但收不到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于是给报社打电话，报社的会计说稿费让那位记者给我代领了，我才明白，原来是让那个记者揣兜里了，我也没向那个记者提稿费的事。看来真是君子爱财，小人爱财，人人爱财，而且皆取之有道，区别在于有的是取自阳光正道，有的则是取自旁门左道。
当然，后来稿子写的多了，而且刊登的媒体级别也高了，还有到电视、广播上做节目，邮局寄来的稿费单接二连三，相比这些，那个报社记者昧下的那点稿费已是微不足道。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的进程中不必介意那些不足以影响大局的小插曲。
之四，编辑给我改题目
96年底，我写了一篇篇幅不短的关于97展望的文章。整个96年的股市，行情的主战场在深圳，原因是深圳那边比上海机制更活，换句话说是深圳那边更乱，各种投机资本疯狂涌入深市，所以机会更多，深圳市场因为推出了新的指数，涨得远比上海市场凶猛。我认为这种格局是不可持续的，接下来的市场走势会更规范一些，庄家也该收敛一些，因此在97展望中我在强调对大势理性看好的同时，更表达了对沪市看好的观点，因此总体的基调还是偏温和的。
那篇稿子我起初给的题目现在记不得了，反正是想表达上面的意思。后来见报时，编辑大笔一挥，直接给我换了题目，换得用现在的话讲叫很雷人——《97沪市红胜火》，这样的题目让人看了恨不得扛着大票就往沪市里冲。
由此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该如何看待媒体上的文章，尤其是标题，在媒体娱乐化的今天，更需格外注意。
我看任何文章，都不会先入为主，而是看具体的内容，对于那些对政策、文件、公告的解读，我是一定会去找最原始的出处的，功夫在诗外，我一定是花时间进行独立分析。
之五，遭遇党报棒喝。
前面简单介绍过96年的疯狂，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正确认识当前的资本市场》特约评论员文章，采用准社论的方式，直接对股市进行棒喝。因为在这之前（自10月开始）管理层看到股市疯涨，系统性风险在不断积聚，市场违规和不规范的现象频发，于是连连发布了后来被称为“十二道金牌”的规定，如：《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等，这分明是在多次温和地放风，告诫股民股市已投机过头，需要降温，提醒股民注意风险，但均未达到预期效果。
终于在12月16日出了重拳。社论生怕股民听不明白，里面用了“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但绝对不会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也托不起市。投资者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这样斩钉截铁的语句。
评论刊登的当天，沪深两市均以跌停报收，很多股民都傻眼了。
96年我跟着老师在中国嘉陵上赚了不少钱，社论推出时我没有沪深股市的股票，但持有一些柜台交易股票，刚开盘时大盘暴跌，但那些柜台交易的股票基本是平开，反应滞后，我还在暗自庆幸，谁知后来这些柜台交易股票跌得更惨，因为从12月16日那天沪深股市实行10％的涨跌停板制度，一天最多跌10％，但那些柜台交易的股票依旧没有涨跌停限制，结果我持有的一只当天就跌去了20％多，让我损失惨重，最后赔钱出局。
那天在大厅里，很多的股民在骂，跟他们聊起来时，我很感慨：政府高，打你一记耳光后，还要让你觉得是自己不对。
因为事先给你提醒了，而且是提醒了多次，你不听，那只能是你的事了。炒股票必须要讲政治，这是我在遭遇党报棒喝中最深刻的体会。
第7节
十二，我的1997
1997年，是一个绝对伟大的年份。这一年，在资本主义洋枪洋炮攻击下清政府被迫租让出去的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这一年，上证指数勇敢挑战93年的高点，仅差6点就创出新高；这一年，我应一家创业期公司老板之邀，开始了一段全新的职业生涯。一九九七，我来啦！
之一，买星湖股份。
遭遇12月16日人民日报评论棒喝后，看到自己买的柜台股票最低跌了26％，感觉非常郁闷和难受，在反弹至跌幅20％左右我把股票抛了，想出来看看再说。卖出之后，在96年底与97年初的时候，看到有几只股票很抗跌，而且大盘企稳后窜得飞快，我记得当时这样的股票有三只——蓝田股份、康赛集团、星湖股份。
前两只后来都出了事，后一只一直安在。我与当时一位相熟的股友（这位股友是会计出身，与我年龄相当，家底也比较殷实，后来在股票和房产上的投资都很成功）一起大概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