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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袋，地点就在黑池——北英格兰的一个海滨胜地。
买卖十分难做。为吸引顾客，起初他得让人们觉得他与众不同——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操一口浓重的地方口音，介绍产品十分困难。向店铺批销商品也很烦恼，他们可能不需要这些货物。一次他与一位小店铺老板做成了一笔生意。这个店尚有许多未卖完的货物。这个人买下这些手提袋，就像想在自己头上挨枪子一样，索罗斯想，他告诫自己不要把这种情绪挂在脸上。最后，他把货物卖给了这个老板，但心里的这种内疚许久拂而不去。
也许人们会说伦敦经济学院对索罗斯这样的人来讲是个完美的培养场所，日后他可以藉此成为投资商。然而，索罗斯在学校什么也役学到，只知道有金融市场的存在。至于结业，获学位，他倒感到是投资的资本。为了进入伦敦投资银行的门槛，他给市里所有的投资银行各写了一封信，以期待机遇降临。当辛哥尔与弗雷德兰德给他提供一个培训生的工作时，他高兴地接受了。
这是一个股票市场运作十分繁忙的公司。
他着迷于这个工作，成了一名在黄金股票套汇方面很有专长的交易员，尤其是在利用不同市场差价赚钱方面专长。甚至在他尚未极大地成功之时，在这世界上他已感到十分安逸，体会了市场中买和卖的狂喜。他也许能成为一名社会哲学家或记者，生活会变得更新奇。但他得谋生。在这儿，前景似乎还不错。索罗斯发现这世界越来越诱人了。
索罗斯在伦敦的过渡，一般人的估计是个极大的失败。甚至索罗斯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在爱德卡艾斯泰尔有一个他的辩护者，一个证券经纪人，他了解当时的索罗斯，日后他们成了伙伴。他说：“索罗斯从未安定过。他只有25或26岁。人们认为，你不能干任何事情（在那种商业中）。年轻人不允许干任何事。”
无论如何，到1956年，年轻的银行投资者索罗斯认为，是该挪挪地方的时候了。
他去了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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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瞎子给盲人指路
第一节 奔赴纽约
乔治·索罗斯自己也曾经承认，到了纽约以后，他认真考虑过这种金融职业。做一名哲学家的梦想仍然只是一个梦想。
无意之中来到纽约，和同伴们相比，他更具有竞争优势。在伦敦，即使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至少，他了解欧洲的金融市场。在伦敦，这方面的专家很多，但是，在华尔街地区，对欧洲市场有点经验或有所了解的人极少。从他抵达美国的那一刻起，他就被当成这方面的专家。
索罗斯纽约之行，在他的名下只有5000美元。一个亲戚曾经给他1000英镑，并要求把这些钱代表他进行投资。这5000美元就是从一次投资所获的利润中分配他的一份报酬。
同一年，也就是1956年，狄华达和伊丽莎白·索罗斯离开了匈牙利，搬迁到美国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狄华达到康尼岛上开了一家咖啡馆。对于这位了不起的二战逃犯的幸存者来讲，这种经历不可能是令人愉快的。这种小生意实在难以维持，狄华达便退休了。（60年代早期，狄华达得了癌症，身体十分虚弱，乔治·索罗斯不得不找一个免费做手术的外科医生为他治病。）
第二节 静江暗流
抵达美国不久，索罗斯通过在伦敦的一个同事找到了工作。他打电话给F·M梅叶公司的一个伙伴，为索罗斯说情，索罗斯便成了一名套利商。虽然在朋年代，套利己成为最火爆的金融赌博形式之一，但是，在30年之前，它却是非常萧条的。没有人愿意投入大额股份，以期从公司的接收股中赢利几百万美元。这种赌博性投资到80年代才风行。在生活很单调的50年代，像乔治·索罗斯这样的生意人，只能通过小心翼翼的研究，利用同一种股票在不同市场的微小差价，通过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来赢利。
那时，索罗斯成了一个分析家，给美国的金融组织提供有关欧洲证券市场的消息和建议。不出他所料，华尔街地区几乎元人对此感兴趣，更不用说对欧洲投资倾向有什么高明的见解了。50年代还远非全球通货贸易时代，远非美国投资者感到大洋彼岸有钱可赚的时代。那时，欧洲人只同欧洲人打交道，美洲人只同美洲人接触。这种地方观念使索罗斯有利可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西欧经济造成巨大破坏，现在已开始慢慢恢复，这给索罗斯助了一臂之力。
索罗斯是他那个时代的先躯。“乔治在30年前做过的事情到近10年才流行起来。”斯但莱·德鲁肯米勒说，从80年代以来他一直是索罗斯的得力助手。
“在60年代初，人们对欧洲证券市场一无所知，”索罗斯面带微笑，回忆说：“所以，我得以把我所想得到的利润寄希望于我所紧随的欧洲公司。这真是瞎子给盲人带路。”
在那时，索罗斯会遇到并同一个有欧洲背景的人结婚，这毫不奇怪。在美国，他初来乍到，认识的美国姑娘也很少。在紧邻西安普顿的长岛的科古，他遇到了德裔安娜莉，他的未婚妻。1961年他们结合了。索罗斯仍然在F·M梅叶公司工作，和妻子住在一个小套间里。（索罗斯夫妇在1978年分居，三年以后离婚。他们生有三个子女。1983年，索罗斯再次结婚。新娘是苏栅·韦怕，比他小25岁。他们在南安普顿举行了一个非宗教婚礼。后来，在1985年，苏珊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格利高里——使乔治第四次做了父亲。1987年，第二个儿子亚历山大出生。）
1959年，索罗斯进入维特公司，继续致力于欧洲证券。幸运的是，维特公司是美国少数几家从事海外贸易的公司之一。索罗斯仍然是华尔街地区的一小撮套利商人之一，在伦敦和纽约之间进套利活动。
1960 年，索罗斯第一次对外国金融市场进行了成功的洗劫。索罗斯意识到：由于公司的股票和不动产业务上涨，德国阿利安兹保险公司从它的资产价值中贴现，抛售股票。他写信给其他人要他们向阿利安兹公司投资。摩根担保公司和德雷福斯公司都很欣赏他的观点，并且购买了大量的阿利安兹公司的股份。阿利安兹公司的董事们很不高兴，他们结维特公司索罗斯的上司写信，说索罗斯得出了错误结论。实事上，他没错。阿利安兹股票的价值翻了三倍。索罗斯名声大振。
即使在1961年1月，约翰·肯尼迪新政府就职以后，索罗斯仍期望能有好运降临。但事实证明，对于年轻的索罗斯来说，肯尼迪是一个严重的绊脚石。肯尼迪修改了利润平衡税，主要就是阻止美国投资者购买外国股票。对索罗斯来说，政策的转变如同地球爆炸。
但是，这还不足以把索罗斯打发回国。1961年12月18 R，他自然而然地成了美国公民。他仍然呆在美国。
那时，索罗斯已经33岁，他仍然在成为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投资者之间摇摆不定。肯尼迪的政策给索罗斯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去做他似乎是最喜欢的事情——思考和写作关于人生的基本问题。
从1961年开始，索罗斯把傍晚和周未都用在了《意识的重负》书稿的写作上，他希望通过对手稿的千锤百炼地修改，能找到一个出版商。这种经历比坐下来写第一稿更令人困惑。终于，在1963年，他把手稿寄给了卡尔·波普。赢得这位大师的赞同将是索罗斯值得夸耀的事情。能赢得著名的波普的赞同，似乎是向出版这本书迈出了一大步。
虽然波普己回忆不起索罗斯何许人也，他仍然对手稿作出了热情的反应。然而，当这位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弄清楚索罗斯来自于共产党人统治的东欧国家时，波普曾一度表示失望。他还认为索罗斯是个美国人。这位哲学家感到十分激动，没有经历过极权统治的人，竟然能理解他所谈论的东西。波普发现索罗斯是个匈牙利人，并且直接地接触过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他对索罗斯的手稿没有再进行过多的思考。他鼓励索罗斯继续考虑他的观点。
索罗斯从来没有承认，是什么原因使他决定再次搁置他的写作计划。不过，波普对他的手稿的冷淡的反应，可能影响了他，于是做出了这一决定。
对索罗斯来说，写作该书是他喜爱的一项工作。他从没有透露他是否将这些手稿给过某一出版商。无论如何，他说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