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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的身上。挤车对于每一位北京乘客来说，无疑是一种体力上的磨而与考验，而
最终能否挤上车，则多少还得投进点智力因素。北京的小伙子们将早上挤车称之为
“练练”，下班后挤车则称之为“最后冲刺”——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密集的“练练”
场地了——盼呀盼，盼来车到站，车门“咣当”一打开，门前早已挤成一大团，大
伙直着嗓门喊：一二三，上！一二三，上……车上最挤时平均每平方米要塞进13个
人。难怪某个相声段子中的那句话“别挤了，再挤快成相片了”，引来那么多北京
人会心的大笑；也无怪乎小说家刘心武的一篇《公共汽车咏叹调》，引起全北京市
民的一片“咏叹大合唱”……中国人往往以这类掺有苦涩的幽默来稀释生活中的艰
辛。
北京人能不挤吗？！
目前，北京平均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588人，城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已接
近27000人，个别区则超过了3万人。北京总人口于1988年10月突破1000万大关，成
为继上海之后的中国第二个千万人口的大都会。
又何止一个北京挤呢？据公安部户籍管理部门公布的权威数字表明：1988年底
我国共有城市432个（含直辖市、地级市和县级市），我国城市总人口（不含市辖县）
为3亿零81万，占全国总人口（不含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的27。7％，城市总人口比
1987年增加3970方，年增长率为15。2％，比1987年上升了2。8％。
2 上海。外来人潮如同黄浦江水一样激流汹涌……
上海，这座素有“现代文明信鸽”、“国家现代经济运转中枢神经”之称的东
方大都会，正经受着外来人流大潮的猛烈冲击。
据统计：1984年上海日平均流动人口总量为111万人，1985年为165万人，1986
年为183万人，1987年突破200万人。
每日，当这二百多万外来人涌进浦江两岸时，他们不仅像一座流动的城中之城，
塞得原本就举步维艰的上海更是青筋毕露、心衰气虚；而且，还像一股股高压水柱，
冲击着这座大都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在十六铺的副食品交易市场，1987年5月份的蔬菜成交量为1160万公斤，来往客
商达8000多人次，而其中80％以上是外来人，他们多从浙江、福建、江苏等地开着
卡车，披星戴月，仆仆风尘而来。果品市场的辐射面比副食品市场更大，1986年这
个市场成交水果850万担，占了全上海市水果经营量的近一半。其中绝大部分，也是
靠了外地人船运车载送来。每逢七八月份瓜果飘香季节，靠近十六铺的龙潭路热闹
非凡，白天，那密集似火柴盒里火柴杆般的黑压压人头，鼎鼎沸沸的吆喝声、叫卖
声、报数声、讨价还价的争吵声（幸而中国目前还不时兴噪音测定），还有几乎难
以插进一根针的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车水马龙，足以叫繁华喧闹的南京路、淮海路
也自叹弗如了；夜里，一座座突然从天而降的“花果山”，又在上海市地图上一把
抹去了这条短而窄的龙潭路……
这以百万计的外来人宿在哪里呢？自然，投亲靠友，宾馆旅店是个去处；但上
海人自身对空间的吝啬绝不亚于葛朗台老人对金钱的吝啬，“鸽子楼”、“叠罗汉”、
三代同堂四代同室在上海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同时，住店难在上海也是一个喊了多
少年的老问题了。更何况，对于那些众多的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来说，住店过于奢
侈靡费；而对于一些鸡鸣狗盗之徒来说，住店则无异于自己把手伸进了那副冷冰冰
的铐子里。
于是，真如、五角场、北新径、漕河径、龙华、浦东……一个个外来人群落疏
密有致地分布在上海市郊结合部的周围地段。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远自新疆西藏，
近到江浙鲁皖，“农村包围城市”在这里正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在有些地段，
还不仅仅是“包围”，而且是“蚕食”了。像真如，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只是近一
二年的事，这里村庄俨然，田园错落，阡陌依见，正在努力习惯于做市民的农户约
两千，人口约四千余，可在这里“落户”的外来人却远远超出了一万！
对于外来人海潮般的涌入，自然有喜上眉梢者，楼房晒台下的过廊，砌上半截
墙，再用塑料布这风挡雨，不过六七平方米空间，五个卖蛋姑娘借住了，每人每夜
一元；原先的柴房，四处破壁，摇摇欲坠，却也能一隔为三，借给三户外来人，每
户月租三十元；一户三口之家，造了二上二下的新楼房，宁可自家蜷缩旧屋，而将
新房全部租给外来人，每月租金的收入可高于党中央的总书记……纵观当今社会，
要想当个万元户说难也不难，最大限度地榨取空间并且出卖空间，便是最来钱的一
种。
也有忧心忡忡者。在外来人的聚居地，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古之遗风早
已荡然无存。被偷、被盗三四百元钱的财物，只不过像是孩子在家里偷拿了几个苹
果，小菜一碟罢了，难以开口请刑警队上门破案。甚至于诈骗，卖淫、赌博、拦路
强奸妇女、蒙面大盗登堂入室也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了。比如真如，1985年的刑事案
件为25起；1986年猛增到40起，而其中就有22起属外来人所为，占了55％；到1987
年，仅1至4月，已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就有18起……
居民们往日心灵的平衡被打破了。对此，大多数上海人是有意见的：“怎么就
没人管一管呢？”
这确是一个两难的课题。
外来人口对城市生活所形成的巨大冲击波，实质上是我国当代人口史上一次独
具特色的规模浩大的人口迁徙运动。
1989年春节喜庆的帷幕还没有落下，人口迁移、流动的警钟便响彻全国。广州、
海口、上海、北京。成都、西安、兰州、乌鲁本齐等城市纷纷告急。
据来自公安部的消息说：我国2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日均总流动人口已逾
一千万，其中，日均流动人口超百万的就有上海（205万）、北京（131万）、广州
（110万）三市。而偏居大西北黄土高原的古都名城西安市，每日的流动人口已相当
于该市建国初期的常住人口总数。
同年2月26日，《人民日报》的一则报道更令读者目瞪口呆，报道称：我国每2
0人中就有一人在流动，全国约5000多万人口的流动大军仍呈不断扩大之趋势。据了
解，三分之二的流动人口从事经商活动，尤以劳工、经商、建筑、服务修理和当保
姆者居多。
在这震撼全国城乡的警钟声中，国务院办公厅不得不通过中央电视台等新闻传
播媒介发布紧急通知，告示各地政府严格控制民工盲目外出。
倘若我们细加考察就会发现，人口流动的流源主要是四川、河南、湖北、山东、
陕西、江苏、浙江、安徽等内地和沿海人口大省，流向目标主要是广东、海南、东
北、西北以及有关的大中城市，尤以流向沿海经济开发地区为炽热。这就带有明显
的经济倾斜特色。
十年来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农村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昔日“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从长年的土地束缚中挣脱出来；而商品经济大潮的迅猛勃
兴，又召唤这些获取了自由的“泥腿子”们前去一试身手。于是，农民们以其特有
的顽强和韧性漫山遍野地向城市各个领域辐射，既给城市的经济繁荣注入了一股活
水，又确确实实给城市人口控制及方方面面带来难以胜数的困扰……
3 广州。《羊城晚报》撰文警告：“人民桥‘心肌梗塞’……”
扼守南中国门户的广州市，满城阳光着焰，满城绿树冠盖，摩天比肩林立的高
楼，阡陌街巷如织的人流……对于这司空见惯的羊城景观，早有人编了一首顺口溜：
“街上人挤人，茶楼人撞人，公园人碰人，汽车人压人。”
1988年春季交易会期间，一批日本商人下榻广州宾馆。一天黄昏时分，他们漫
游了越秀胜景、又饱餐了广州名菜“龙虎斗”之后，便在宾馆靠南边客房的窗前踱
步消闲，突然，他们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指着窗外惊呼道：“哈押苦，咪利库打
赛衣厂（日语：快来看！）瞬间，四五个光可鉴人的脑袋一齐往窗前凑去，瞳孔放
大，眼球都一动不动地朝海珠桥方向射去：斜斜的夕照和淡淡的雾霁中，一抹墨绿
色的江水静如彩练，南来北往的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