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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同学，”他老人家激动地拉住我的手，“你看看这封信，一切就明白了，这是昨天收到的，两位同学署了真实姓名写来，我已经和他俩当面长谈了好几个小时，他俩所写所说俱是事实，这一事件到此才真正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真是对不起你。”
我一字一句地读那封信。原来那是署具真实姓名，并且是我熟识的两位同学，宣布此次“窃盗事件”全部真相的一封长信。他俩如此写着：
我俩由于三年前，一时感情冲动误信宣传，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近两年来时常接奉“组织” 命令设法在校内制造学潮，打击亲政府的教授与同学，破坏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学校中的声誉。由于冷静地观察，我俩逐渐发觉共产党所说的一切与事实有着相当的距离，我们尤其不敢苟同共产党对任何事情都采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自从上次学潮平息以后，共产党便视张醒亚同学为眼中钉，“组织”三令五申要设法给他严重的打击！并一再告诉我俩说张醒亚是无党无派，他在学校内宣传反共比国民党员与三青团员更有力量，所以必须先把他铲除，于是“组织”设计好一套偷窃办法，监督我俩执行，因为最近日本飞机并不常来空袭，我俩经手偷窃的衣物便奉命全部藏贮在校园后面一个防空洞中，只提出两件由一人送到当铺典当，并且故意告诉当铺老板在当票上写上张醒亚三字，另由一人偷将一件毛衣与当票藏在张同学的床垫下面，这样便给张同学戴上了“窃盗司令”的帽子——我俩一开始就不同意用这种手法去陷害一位同学，我们觉得他即便是与我们思想信仰不同的敌人，也应该堂堂正正地与他战斗，不应该如此卑劣地用暗箭伤人；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于服从“组织”的命令，我们没有勇气反抗。前几天敌机突然又来骚扰，我们直担心会有同学躲警报进洞发现那些赃物；幸好无人发现，可是我们仍然提心吊胆坐卧不安。我们终究天良未灭，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前天看到一位匿名同学肯出一万二千块钱替张同学洗刷不白之冤，我们太受感动了，我们一方面觉得这种友情的可贵，一方面觉得张同学的信誉是我们无论如何打不倒的！因此，我们决心将此真相告诉全校，甚至全国，我们愿效法不久以前浙江大学两位共产党学生宣布脱党的勇敢举动，坚决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要重新做人，做个自由人，做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们将永远摈弃共产党，我们还要告诉中国的青年朋友再勿受骗做共产党的工具！
“全部赃物一一从防空洞中搬了出来，证明了这位两位同学所说的都是事实。”训导长欣慰地告诉我，然后一耸肩膀，“只是上次那位无名氏同学寄来的一万二千元又成了无头公案！一万二千元差不多已被失窃的同学分领一光；不过我有办法，我总得设法把那笔钱收回来，还给那位无名氏。”
训导长临走和我亲切地握手，嘱咐我安静地多住在医院休养几天，并且连连称赞我坚强、正直、勇敢，永远不会被险恶势力打倒。他又和美庄亲切地握手：
“郑同学，你在这儿照拂醒亚同学，真是好极了，我应该代表学校谢谢你的辛苦与好心。”
“好安逸哟！”训导长走后，美庄笑嘻嘻地对我讲，“长这么大，我从来没听见过一位老师这样地夸奖过我！难怪，我功课不行，又不听话，没办法讨他们喜欢；今天训导长居然对我这么好，这么客气，真是好开心哪！醒亚，你高兴吗？”
“当然高兴。”我说。
“我真比你还高兴，”她手舞足蹈地，“醒亚，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便会说我好，便会说我有正义感，便会说我有思想，便会说我有前途——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说着说着，她扑倒在我怀中。
“训导长方才说你坚强、正直、勇敢，是的，可是还没有说完全，” 美庄在我臂环里，喜悦地微颤着说，“醒亚，你不但坚强、正直、勇敢，你还长得好漂亮啊！”
“男孩子有什么漂亮不漂亮？”
“不，长得难看的男孩子我看都不要看一眼；你却是长得那么好，用中文说是英俊，用英文说是smart！对不对？你看，我的中英文都相当不赖吶！”
我俩一起格格地笑个不止。
“你不但漂亮，你更有思想，有见地，头脑冷静，忠勇，爱国，太多了，我简直说不全，总之，你伟大，你是一位英雄！”美庄用双臂勾住我的脖子，仰脸看我，一口气说了这一大串。
天哪，世界上可会有任可一个男人，听了一个女孩子的这一番话，而不动情？而不感激？而不刻骨铭心地牢记终生？而不对天起誓把最珍贵最真挚最深厚的爱情全部奉献？
我醉了！我醉了！世界上可会有任何一个男人，听了一个女孩子的这番话，而不醉？
我如醉如痴地拥起美庄亲吻，我如醉如痴地告诉她，我爱她比她爱我更超过千倍万倍，告诉她我要做她的最听话最忠实的爱人，告诉她我愿意为她而死——
五十
训导长回到学校的翌日，我的病房整天都被潮水般涌来涌去的同学们所塞满。他们纷纷向我慰问，向我祝贺，向我欢呼，告诉我同学们正在筹备一个盛大的同乐会欢迎我康复回校，又告诉我学校当局昨天下午郑重宣布了事实真相，当夜，“笑面外交” 便失踪了，原来“笑面外交”正是那两位同学在信上所指的“共产党在校中的组织负责人”。（三个月后，“笑面外交”由西安给那两位“脱党” 的同学寄来一信，信中把他俩谩骂一通，说他俩出卖组织，早晚会受到组织最严厉的制裁，最后他得意洋洋地说他即将前往延安，不再继续在没有自由的政府统治区遭受迫害了。天晓得，是谁迫害了他？还是他迫害了别人？天晓得，这样地任凭他南来北往大张旗鼓地奔赴陕北，还说是没有自由？）
关于那位好心的无名氏同学拿出的一万二千元，同学们告诉我：训导长已拟定了一个妥善的处理方法——要原写信人亲笔再写一信，并且附有上次汇票存根和上次寄信到校的邮局存根，对明笔迹和两种存根无讹后，一万二千元照还不误。失窃的同学都已表示绝对尽速将上次领到的“赔偿金”如数交回训导处，他们都已领回失物，当然绝不能再要一文钱。当初被典当的两件东西——一个怀表、一件西装上衣，也由训导处“赎”了回来，完璧归赵。训导长高兴地告诉同学们：
“向当铺老板‘赎当’的钱与利息是学校唯一付出的‘开支’，为数不多；可是这回学校‘收入’太大了，对整个国家都是一项极大的贡献。”
“我倒想讨到那‘无名氏’的原信，模仿一下笔迹，冒领一万两千块钱，解解穷哩，”好几位同学开玩笑地说，“只是存根无法伪造，好可惜哟！”
出院的那天，会计处给我送来账单，急挂号费、费、住院费、手术费、注射费、材料费、药剂费、伙食费，名堂一大堆，总共是一万四千元。凭心讲，这家医院办理得很不错，住了十多天头等病房，这个数目并不算多；只是我太穷了，我的全部存款仅还有五千多元。搬到头等病房原非我本意，美庄虽然已代我付过一次四千元，但是出院前我必须再付清一万元，因此拿出我的全部储蓄，尚有五千元无着落。我知道美庄仍会代我缴付；可是我实在不愿意先对她讲。
奇怪，美庄似乎故意不提付款的事。我想，她总不至于特为制造一个恶作剧来捉弄她的爱人吧？要我卑恭地向她正式请求贷款，该也不是对待自己爱人所必要的“程序”吧？那么，她是在等甚么呢？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实在憋不住了。
“美庄，我还只有五千块，先给医院好吗？”我说，“也许报社可以借给我一点钱，另外可以找学校借贷金，再还清医院。”
“那不行吧，”她一摇头，“付不清款，是不能出院的。怎么办？爸爸不肯给我钱，气死啦，我们两个留在医院做小工好吗？叫医院按月扣工钱！”
显然，她的话是说说好玩的，她一脸轻松调皮的表情已明白地做了批注。
“好，我每天给男病人端尿壶，你每天给女病人拿屎罐。”我假装一本正经地说。
她格格地笑起来，然后，在我脸上响响地亲了一下：
“别着急，马上就有人给我们送钱来了，那是我的钱，我因为有了这笔钱，昨天就没有跟爸爸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