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美庄，只请广柑不行，要请吃糖！”一个女同学猛古丁地叫出来，我认识她，她就是那以脾气好出名的“丈母娘”。
“对，丈母娘说得对！郑美庄得请我们吃糖！莫紧‘做过场’哟！” 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跟着嚷。
我被男同学们抬了起来，维他命Ｇ扮个鬼脸，用四川腔吆喝着：
“张醒亚，格老子好安逸哟！安得儿逸哟！”
自从这次在动场旁，经过同学们的“起”，我和郑美庄在“空气”中俨然成了“好友”；然而，实际上我已再度想过，我不能熄掉为自己燃亮的那盏感情道路上的“红灯”；尽管对于郑美庄的一片好意，我衷心感激。
维他命Ｇ一天告诉我说：
“郑美庄确实很喜欢你，前些日子据说因为你对她不太亲近，她便故意挽着一个她不并喜欢的男同学在‘Romance Road’上荡来荡去，希望能刺激你一下，要你对那男同学嫉妒，然后你便会去对她表示好——”
“维他命Ｇ，你一向不造谣，刚才说的这一段，一听就是杜撰的。你怎么知道郑美庄的这种心计呢？”我不信地反问他。
“句句实言，全是丈母娘告诉我的！郑美庄那几天对丈母娘说她那种企图刺激你的方法未能生效，她很失望也很生气；可是，她又说她只相信世界上会有太多的男孩子喜欢她而不为她所喜，绝不相信会有任何一个男孩子为她所喜而竟不喜欢她！看情形，她是下了决心啦，她非要捉住你不可！这次在动场上扩大赠送广柑的一幕，不就是她改变侧面进击，从事正面战术的表现吗？醒亚，你老实说一句，你到底喜欢不喜欢她？”
还没等我回答，身边的最低领袖替我做主说出来：
“维他命Ｇ，你赶快去告诉郑美庄，张醒亚宁愿意去爱‘紧急警报’（够丑的那位女同学）里，也不会去爱她。她有钱是吧？那都是他爸爸刮来的，他爸爸统治四川的时候，老百姓的田赋已经被迫交纳到民国八十几年啦，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你这话，我可不能代你传过去。我刚才忘了说啦，郑美庄已经放出空气，说最低领袖不知为甚么一开始就和她做对，并且有从中破坏她和张醒亚感情的嫌疑，又说她如果调查属实，她要叫她爸爸派人打你黑枪哩！”维他命Ｇ对最低领袖这么说。
“怎么？光天化日之下，敢打黑枪！这已经不是他们军阀割据的时代了！简直是愚昧无知卑鄙可耻！”最低领袖愤怒地叫出来。
“最低领袖，”我说，“郑美庄还不是说说好玩的，她真的敢那么做吗？不要生真气嘛！”
“好呀，你倒替她辩护起来啦！”最低颌袖不能体谅我的本意，竟和我几乎翻脸，“好，你去爱她去，我怎么管得着？我，我，不过因为太爱护你，太敬重你，才认为她不适宜做你的爱人！”
“一千个，一万个不好，都是她那当军阀的父亲；与她自己何干呢？”我忍不住地，再辩驳一句。
“好，好，你认为她好，尽管去向她求爱！求婚！顶好招赘！在四川做一辈子享福的姑老爷算啦——”最低领袖气得满脸紫紫的，活像个茄子。
我们不欢而散。
不过，我严肃地告诉了维他命Ｇ，刚才这一场争吵，可千万不能转告郑美庄，因为白白增加郑美庄和最低领袖之问的相互反感，那是毫无意义的事。
最低领袖一连好几天不理我。我也上来“别拗劲儿”，不跟我讲话，我也装哑巴。
就在这几天，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严重的大事：
同学自治会酝酿着全校罢课。第一个原因是为了一部分同学不满意去年政府解散了新四军，由于共产党一直不停地宣传指称那是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共产党向政府提出一连串条件——要政府恢复新四军，政府一直不肯答应。共产党又再要求：准许中共部队扩编为五个军十六个师，要政府承认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自行成立的“抗日政府”及其各项措施，要政府改组为“联合政府”，政府也是不肯答应。这些条件竟为一部分同学认为要求得很对，他们要公开表示支持这些条件，进而要示威游行请政府接受这些条件。第二个原因是支持远在贵州的浙江大学两个被开除的煽动学潮的学生。第三个原因是本校一部分同学反对军训教官，一年级同学并且已实行军训罢课，实际幕后导演的却是三年级的一个集团，为首的是担任同学自治会主席绰号“笑面外交”的那个同学。
“笑面外交”在一年级时，即以和军训教官为难出名，然而对于同学，他却一向摆着一张“永远微笑”的面孔。他又会讲话，又会表情，时常给同学服个小务，表现得热心、能干，因而当选了自治会主席。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他对同学们的亲切有点虚假，便批评“笑面外交”的背后是“冷面阴”；不过，他很懂得拉拢群众的手腕，以致对他有好感的人，比反对他的多。他和最低领袖一向保持友善，不过他和另一批人——像甚么“萌牙墙报社”、“青春诗社”、“时事座谈会”的同学，也很接近，而那些同学用当时的流行语来说，是颇为“左倾”的。
我们的学校当局一向开明，从未干涉过同学阅读共产党的书刊报章，而受那些读物不停的宣传，难免产生影响，再经人从中煽动，一向平静的沙坪坝，竟面临到暴风雨前夕，学潮即将就此掀起。
在同学自治会召开大会会场，提议罢课的一些同学分别讲述了一段煽动性的“台词”之后，最低领袖挺身出来，跃上了讲台。我已和他好些天“断绝邦交”，但这时也不禁为他在心中喝一声釆——在这种“一面倒” 的情势下，他居然有勇气上台发表“反调”。果然，他将方才几位同学所说的话一一加以驳斥；可借他的口才实在不太高明，一着急，更有些可可巴巴，人又长得矮小，声音也不够洪亮，最要命的是他大谈其理论，他引经据典的批判马克斯、恩格斯、唯物辩证法的错误所在，然后又不惮其详地讲解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与伟大——一些同学听得不耐烦，反对者又借机跺脚拍倒掌，或是嘘嘘地“开汽水”——这时，“笑面外交”以一副“温柔小生”的姿态走上台去，打断了最低领袖的讲述，指责最低领袖大谈理论浪费宝贵时问，然后他开始显明露骨地支持罢课的意见，并且，他更火上加油地再多给国民政府加上几条罪名。
我和郑美庄并坐在台下最后一排，一直在静静地听，静静地看。她不断地问我：“‘笑面外交’一伙儿到底讲得对不对？”
我表面上沉默，内心里实在已经一步一步地激动得不能忍受。我突然咬紧下唇，捏紧拳头，猛地站起，奔向台去。郑美庄误会我要去打“笑面外交”，追了我几步，连喊：
“不许动武呀！不干我们事，我们走吧！”
我推开郑美庄，三步两步跳到台上。同学们中间立刻起了一阵骚动，他们从未看到我在这种场合“抛头露面”，他们深知我对开会、演讲，谈论党派，一直毫无兴趣，他们曾一致批评过我是政治系中最不“政治”的人。
“诸位同学，我要求大家给我一点时间，把我自己亲眼看到的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孔，赤赤裸裸实实地报告出来！”我这样做了开始。
我向无面对大庭广众演讲的习惯与训练，我知道我不会有丰富的辞藻与美妙的手式；可是我一字一句都说的是来自肺腑的老实话，我越说越激动，眼看着台下的听众由怀疑变为信任，由冷淡变为热烈。显然，他们的心弦已经被我打动！不，应该说是被铁的事实所打动。
从离开天津到太行山参加国军说起，我道出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如何禁止人民售粮给国军，如何强迫人民献粮，如何设卡抽税，如何强征救国捐、富户捐、慰劳捐、特别捐，如何自行印制“边区银行”钞票强行购物，如何稍不顺心便把“汉奸”的帽子和刺刀一齐加诸人民头上，如何跟我们办理藏了一肚皮刀子的“笑面外交”，如何在我们对日军、皇协军艰苦作战时，自背后发动五倍于我们的兵力来消灭我们，最后，我沉痛地讲出来，我如何被八路军击伤，如何翻下山坡，如何被救到老百姓家，如何脱险过黄河，又讲出来迄今我的右肩上还有一颗未曾取出的八路军发射的子弹——
“我今天不讲理论，”我大声地说，“刚才，主席已经将一位平日对理论最有研究的同学批评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