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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分钟以后又来了急电：所有参加学习班的人限三十六小时内集合启程，不得短缺任何人。为此，已责成铁路在次日下午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加挂了两节专用车厢。
在当晚召开的“联司”核心组全体会议上，人到得很齐，整个情绪显得兴奋而满怀信心，甚至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他们相信自己是造反派，可以举出大量事实证明自己的确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他们相信中央的伟大、英明、正确。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中央将充分肯定他们？当然，还有一番艰苦的斗争，那就是在中央面前揭穿“红旗”派的保守本质，驳倒他们可能加给“联司”的任何攻击和诬蔑。“学习班”就是这场斗争的战场，“代表团”就是这场斗争的军队，这个会要研究的就是在这场斗争中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
姬焕臣的神情显得相当轻松。他没有参加“代表团”，将留在康平主持家里的工作。既然“主战场”已经转到北京学习班上，他至少可以有一段时间少操些心，而一旦学习班有了结果，人们大概就会放他回去当保全工了。
赵反的兴致也不错。他的伤不只是擦破了点皮，也捎带削去了一点肉，但恢复得很快，只是稍稍有点疼痛和不便。对于军部在最后时刻指名将他补进“代表团”，虽然觉得挺意外，却也没太放在心上。或许这是对他的重要性的一种承认。或许是为了减少康平再发生武斗的可能性（“红旗”派的对等人物也要去学习班）。长这么大还没去过北京，乘这个机会开开眼界也是桩美事。
阎绍的兴致最高，劲头最足。他是“代表团”的总领队，就连今天这个会，姬焕臣也让他出面主持，而且头一个议程就是授权他在学习班上可以相机做出必要的决定。这项议程一致通过后，他甚感欣慰：“九。一一”以来，他终于又回到了最高决策者的位置，赵反也处在他的领导之下了。
会议上只有两个人显得闷闷不乐。对于骆彤珍的闷闷不乐，人们并不特别在意：她本来就不是个重要的人物，这次又不在“代表团”之内。然而对于项光的闷闷不乐，不少人，尤其是阎绍，就不能不给以注意了。在主要议程讨论得有了眉目之后，阎绍专门发了一次言，指出项光同志在这场关键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后大大颂扬了一番他的雄辩才能，把他的笔杆子、嘴皮子，比喻为悬在“红旗”派小丑头上的达谟克利特长剑。于是，包括罗北亢在内的五六个人都相继讲了一大堆类似的话。
“老项，你说几句吧？”阎绍用轻松的口吻说，“你可不能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呀！”
“好吧，”项光总算开口了，但声音和表情仍是抑郁的，“在这个核心组的最后一次全体会上，我本来是不想说什么的。刚才几位同志这样高抬我，倒逼得我只好表个态了。在学习班上，康平两派究竟鹿死谁手，哪派也不能单靠一张嘴。到时候，我当然尽力而为，但也仅此而已。‘联司’派赢了，不是我的功，输了，也不是我的过。我就是这个态度。如果大家觉得不合适，可以把我换下来，现在还来得及。”
项光的话还没讲完，阎绍和另几个人就连说“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要你负什么责任”，而项光却坚持把话照旧说完，然后就沉默了。
阎绍怕僵在这里影响大家的情绪，赶紧改换话题。幸好大家兴致都很高，全场很快又活跃起来。会一直开到将近午夜才散；若不是大家还有一大堆私事要办——收拾行装啦，向亲友告别啦，和家人商量从北京捎带什么东西回来啦，别人托买的东西开单子收钱啦等等等等——这个会真可以一直开下去，因为不仅确有种种问题需要讨论，而且人们都很愿意在这个会上发些高瞻远瞩的宏论，以便凯旋之日，能自豪地说一声：“看，我早料到了不是！”
项光在走廊里遇到了吕永昶。事实上吕永昶一直在这里等项光散会。
“不是早就叫你不要等了吗？”
“我想我还有用。”
“噢？我怎么没有想到？”项光亲切而调侃地说。这时他看到了赵反，对吕永昶说了声，“你没有用了，快回去吧！”便快步向赵反走去。
“赵反，你听着，”项光看看附近没有别人，便严肃而急迫地说，“听我的话：不要去北京，最好找个地方躲一躲。”
“为什么？听到什么风声了吗？”
“没有。正因为什么都听不到，我反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突然指名要你去，又不说明理由……”
“我看是军部想跟我改善关系，给我一趟玩玩北京的美差。当然，这是说说笑话。我也不是没往坏处想过，可毕竟没什么根据，单凭一点疑心，怎么好硬不去？再说人家点名叫去，不许缺席，要不去就真得躲起来。怎么‘联司’派没跟老保交手就先出个违犯纪律的，那该多被动？”
“我就是要劝你别管这个！被动不被动，到时候我们去对付。人找不着了，他能把我们怎么样？你还是先顾你自己……”
“这是你说的话？得了吧，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赵反领情。可赵反不能先顾自己，更不能光顾自己。那他妈的赵反就不是赵反了！”
这倒让项光没法再劝了。其实项光本来也觉得拿不出像样的理由说服赵反。只是因为有那种预感，不跟赵反说说就是没有尽到心，说了，便是心到神知了。正好这时看到骆彤珍站在楼梯口朝这边看，估计是要找赵反，便不再多说，跟赵反一起朝楼梯走去。
骆彤珍果然拦住了赵反：“赵头，我找你有点事。”看着项光下了楼，又说。“到你的房间里去谈，还是到我那儿？”
“就在这儿吧。”
“这儿不行。”
“这么晚了……”
“赵反！”骆彤珍直视赵反企图躲闪的目光，“你常说为人要以心换心，否则不必为人。你怎么可以总是这样对待我？”
“那……好吧，去你那儿吧。”
与此同时，项光在大门口又遇到吕永昶。
“你怎么还没有回去？”
“我想我还有用。”
“好吧，”项光给逗笑了，“你说说你觉得你还有什么用？”
“我想你一定要去看她，我跟你去。”
“看她？是啊，按说该去，我也确实想去，可时间太晚了。”
“叫醒他们就是了。”
“你认为这样合适吗？”
“既然有必要，就合适。”
“好吧，我承认你使我下决心去一趟，你已经起完了你应起的作用……”
“我跟你去。”
“那不行。我既然决定去，就要多待有会儿，把想说的话说完，你在外边给我站岗，我能待得住吗？那还不如干脆不去。”
“至少让我送你到她家门口。”
“这个你放心，今天晚上一定很安全。咱们‘联司’不是已经下令保持平静吗？‘红旗’派能不懂这个？你听见今晚响过一枪吗？”
“我真地没用了？”
“现在没用了，可是以后就该大大地有用了。我到北京以后不能给她写信，得靠你传传消息。明天一早——噢，应该说今天天亮后你来找我，我告诉你这事儿怎么办，把跟她商定的结果告诉你。”
49
十分钟可以显得很漫长。赵反和骆彤珍相对而坐，默默无语，他们都觉得有一段长长的生命的河水，徐缓而又平静地流逝了。
这十分钟里安静极了。一点儿声音都没有。
他们像谈公事一样，隔着两张对头放的办公桌，各自坐在桌前的椅子上。总部的办公桌椅，主要是从各党政机关借来的，办公室布置的格局，也是从党政机关学来的，比如这一间，靠窗对头放着两张办公桌，侧面还有一张单独的办公桌。边上一张长靠背椅，是供有人来谈话、办公时坐的；另一边支着一张单人木床，上有公用被褥，是供夜间值班或临时休息用的。康平市过去的市委和市人委，绝大多数部门办公室都是这个格局。《人民日报》在一篇由其高级记者采写的长篇报道中，曾特别提到办公室里的床，说它继承了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因为当年许多根据地的办公室里都支着块铺板、门板或行军床，成为一种夜以继日地不懈工作的象征。
头上是一盏20瓦日光灯，灯管老旧了，点亮后就发出低沉的呜呜声，但这声音不仅没有破坏、反而更加衬托出那一片安谧的寂静，因为不安静的时候是听不到这呜呜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