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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很好。
“很好。那雷切尔怎么样？”他问。“你觉得她怎么样？从一个精神病医生的角度来看。”
“据我现有的一点观察来看，她还不错。我怀疑她在服药。我需要确认一下，但她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
“那你相信她说的关于马洛里的话吗？”
“我觉得她对自己所说的话十分自信。可能是她的错觉，也可能不是。我不知道她已经恢复得那么好，都可以告诉你是或不是了。”
“非常感谢，弗洛伊德医生。”
“她说的可能是事实，萨姆。这是件好事，我们都希望如此，不是吗？她有没有说过她是怎么到这儿的？”
“‘跟马洛里还有她朋友一起。’我在想她口中的朋友是不是鲍勃，开卡马罗车的那个。”
“你今天早上没有找到他吗？”
“没有。”
“比尔是不是说开枪是件‘让人很开心’的事？”
科罗拉多有一条“无罪出狱在强手棋中，如果玩家手中有这张特殊的牌，即使不小心进了监狱，也可以不受惩罚，继续进行游戏。
”的边境审判法由于美国部分边境地区曾有段时期治安较乱，政府专门制定了边境审判法，允许公民使用武器保护自己。，允许公民使用致命武器来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如果你闯入了科罗拉多人的家里——又搞出了不小的动静——你最好祈求主人手中并没有什么武器，因为即使你丝毫没有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他也可以把你撕成碎片，这是完全合法的。这条法规一般被称为“让人很开心”法。
“是的，”萨姆说。“他动静挺大的。是吧？”
“我可不是律师，不过可能是吧。先是玻璃碎了，紧接着就停电了，那个男的又突然出现在地下室里。比尔就朝他开了枪。我想应该是开了三枪。”
“三枪？”
“是啊。我觉得是三枪。他连开了三枪。”
“那个男的有武器吗？”
“当时漆黑一片看不清楚。灯亮了以后，我看到地板上有把枪，就在那个男的旁边。”
“一切听起来倒是合情合理。”
“可能是吧，我也不太清楚。比尔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碎玻璃？你看到了？”萨姆问。
“没有。”
“可能不是窗玻璃。在地下室窗台上放几个空花瓶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也一样啊。任何人只要一开窗就会把花瓶什么的弄翻掉。我觉得这点挺可疑的。”
“人们总在窗台上放些东西。”
“窗户又没锁，”萨姆说。“没有迹象表明窗户是锁着的。”
“最近有很多人在这栋屋子里进进出出。”
“你在为他说话？”
我也不想这样。“萨姆，比尔说他开枪打死的男人是多伊尔。你说有这可能吗？”
“是的，我也听说了。可能他有个双胞胎兄弟，”他说。“这一切真是乱七八糟，我惟一能确定的就是我觉得到处都有多伊尔·钱德勒的影子。”他站起来。“再跟我说一遍，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与他对视着，告诉他这些情况是保密的，这几乎等于告诉他所有他想知道的。
黛安娜已经脱离危险。我必须保守秘密。
“明白了。”他一边盯着我，一边用手捋着头发。他接下来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斯科特说你已经解决了汉娜·格兰特那件事了。”
我耸耸肩。“我只是把我的一个想法说给他听。然后他把所有的事都串了起来；我猜那个验尸官同意了我的观点。”
萨姆扬起眉毛，这比他的话语更讽刺，“想法？你也有想法？你似乎有很多想法。”他顿了顿。“还有你是怎么知道的。”
如他所愿，我把萨姆的评论当作一种谴责。
一个女巡警把脑袋凑了进来，“侦探？那辆凯迪拉克？还有通告上说的那辆车？我们找到了。”
“在哪儿？”
“在体育馆附近的科罗拉多大学停车场。特警队报告。”
他看着我，想知道我是否会固执己见。我想我让他吃惊了，我说，“杜安等离子物理实验室。四楼。”
萨姆一边冲出房间，一边对着对讲机重复了一遍地址，留下我一个人。
我走向那张破旧的桃花心木写字台，拿起听筒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劳伦和格雷斯已经到家了，下午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去丹佛的布朗宫大酒店喝下午茶。格雷斯看来很喜欢烤饼、乳酪块和盛在瓷杯里的薄荷茶，黄瓜三明治也让她十分着迷。我跟劳伦大致讲了讲博尔德这边的情况，告诉她我很好。挂断后，我又凭记忆拨了第二个号码。
“库兹？”我说。“真不愿意在星期六来打扰你，但我认识的一个人需要一位律师。”
74
鲍勃确实告诉了马洛里那个地道的事。
马洛里深信有些坏人正等着对她下手，就像八年前对她的朋友一样，于是她在圣诞节前夜利用那个地道逃了出去。她发现鲍勃正在多伊尔的家庭影院里看电影，便向鲍勃求助，让鲍勃帮助她逃出去。
鲍勃同意了。
离家后的前几天，她一直待在鲍勃那儿。她刚从圣诞节前夜的惊恐中恢复过来，又开始担惊受怕。她的逃跑已经使得局面十分混乱，回去后又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后果，这些都让马洛里感到恐惧害怕。她并不清楚自己曾求助过的那位诊疗师被杀的事实真相。
出于无聊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她最终又成功地用甜言蜜语说服鲍勃，让他陪她一起去见“我们的母亲”。
第一站是拉斯韦加斯，就在那儿，他们带上了雷切尔。接着，他们一行三人在科罗拉多南部的一个疗养院简短地拜访了一下鲍勃的母亲。鲍勃还在那儿换了辆车——那辆卡马罗的离合器出毛病了——换了他母亲一辆1988年出产的土黄色凯迪拉克戴维利车，虽然跟鲍勃那辆20世纪60年代的高性能豪华车差不多，但没有鲍勃那辆漂亮。
真正的假多伊尔被比尔·米勒在地下室里杀死后，警方要确认假冒的假多伊尔的身份就不难了。
在艾伦斯帕克附近那个浅坟里发现的男尸最后被证实是一个名叫埃里克·布鲁斯特的流浪汉。显然多伊尔先以雇佣为名把埃里克骗来，然后把他杀死，接着又把尸体搞得血肉模糊让人无法辨认，最后扔到树林里。当初多伊尔从夏延大街找来埃里克时，多伊尔很可能不是这样向埃里克描述这份工作的。多伊尔早就准备让多伊尔·钱德勒这个身份永远消失，并且小心谨慎地挑选了跟他体型和肤色都差不多的布鲁斯特。他给了布鲁斯特几件他自己的衣服，带他进了树林，然后开枪射中他的头部。多伊尔把他自己的身份证和尸体放在了一起，有理由相信，经过一整个冬天和春天后，任何线索都会遭到破坏，除非通过DNA检验才能证实死者的身份。他也知道如果没有比较样本的话，即使DNA检验对司法执行也没有任何帮助。
多伊尔·钱德勒至少已经死了两次。
星期一，也就是拉乌尔救出黛安娜后的第二天，他专门包了一架医用飞机把黛安娜接回家。从医学角度来讲，她的身体会慢慢恢复。但心理上呢？我们不能确定，只能让时间证明一切。爱和支持，这些她需要的她已拥有。但这些足够了吗？但愿够了。黛安娜很坚强的。
斯科特·特拉斯克特估计汉娜·格兰特不幸死于一次意外，黛安娜一直靠这句话支撑着自己。不到一星期，黛安娜就回来工作了，对此我并没有感到十分惊讶。她回来头一天的第一个病人是？
是“奇多”女士，还是挺合适的。黛安娜领着她的病人从候诊室经大厅走到她的办公室时，我们俩擦肩而过。她把我当好朋友似的朝我笑了笑。
看来，我们已经尽释前嫌了。
黛安娜、鲍勃和马洛里都已安全了，我继续保守秘密。我很清楚如果拉乌尔晚半天找到黛安娜的话，我可能已经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比尔·米勒的一切都说出来了。我的朋友现在都已脱离险境，不过我知道，即使把从病人那儿得知的东西全都说出来，也不过是种自杀性的报复行为而已。
请相信我，我仔细考虑过。
我没有说出比尔、沃尔特和那个牙医的事。起初知道这些事是因为我是个心理学家，我没有一个恰当的理由把这些事说出来。守着这些秘密好受吗？不，我不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