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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刻意把她的很多行为都合理化了。她身边的人往往对她的精神病视而不见，断然否决。
患精神病的是米勒太太，而串通起来、假装此事不存在的则是全家。她的丈夫比尔是个大好人。他们在我这儿待了五分钟，我就发现他是妻子忠实的拉拉队队长以及忠实的拥护者。“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都会做，”他说。“无论什么事。”
我有件苦差事，就是建议米勒夫妇在谈论他们的婚姻生活以前，米勒太太也许应当先接受个人心理诊疗，帮助她解决区分现实及幻觉上的困难。
“有那么糟糕吗？真的吗？”我问米勒先生对他们的婚姻生活感觉如何时，他表现出一种自卫，为自己，也为另一半。“我很爱雷切尔。在那么一大堆事中，这只是个小问题，不是吗？我是说，我们讲的是婚礼，不是癌症之类的大事。很多时候，她似乎一切正常。”
我曾在一个成人急性精神病院的住院部里实习，当时，有个病人令我的挫败感上升到了极点。那是个魁梧的萨摩亚男人，精神分裂使他的语言能力极度降低，只能不断发出“吼吼”的男中音，有时只发出一声，有时则不断重复。除了严重的精神病以及硕大的个头以外——他至少比我重两百磅——他还算性格温和、乐于合作。我们一星期进行数次简短的一对一“心理诊疗”。每次不超过五分钟。他总是听我说话——有时我怀疑他根本听不懂我话里的意思——然后在空中挥动他厚实的手掌，发出“吼吼”的声音，有时他会打断我的话，有时则礼貌地等我把话说完。
偶尔他还会面带微笑，或者瞪大迷茫的双眼。但大多数时候，他总是面无表情。
我的萨摩亚病人已经用了大量的氟派啶醇一种镇定剂，尤其用来治疗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精神紊乱。，这剂量足以使一头大象镇定下来。诚然我还缺乏经验，但对他奇怪的精神病我已竭尽全力，却只是白费力气。
我的指导老师对这个情况很了解，我坦白地对他说我觉得自己对这个病人无能为力。然后他说的两句话让我终生难忘。首先，他说有些人处于疯狂状态比处于正常状态更好，甚至比我还要好。那个萨摩亚人就属这一类。
然后，他又说从心理诊疗的角度来讲，有些病人得的是癌症。当然，他用了比喻，但当我的临床医术难以医治病人的疾病时，我常常会想起这句话。
那天比尔·米勒带着妻子走进我办公室进行咨询时，我就想与他分享这两句智慧的结晶。他的希望太不切实际了。他把妻子从旷野拉回正常道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不愿相信妻子患了精神癌症。我觉得事情可能真是这样，但我也不愿意相信。这是因为他的希望蕴含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虽然我极力想帮助米勒先生，不让他的愿望破灭，但那天，我最终的诊断以及病人需要多加照料的口头处方抽空了房间里所有的氧气。
包括最后一个氧分子。
与躁狂抑郁精神病一种精神上的狂乱，其特点为愉快情绪与抑郁情绪交替出现。不同，精神分裂症是思维或感知的混乱，而前者则是情绪上的混乱。分裂性精神思维会导致一系列认知上的混乱。幻觉、错觉还有妄想都是最为常见的。我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在一个精神分裂患者的世界里，逻辑思维体系会开始瓦解，认知脱离了一般限制，开始受外界的干扰。这就导致了其他人眼中的反常、偏题、反复或者是奇怪的参考内容。
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我的萨摩亚病人所发出的莫名其妙的“吼吼”声。但是错误用药对精神分裂病患者的大脑所造成的伤害是长期的。有时，后果甚至是悲剧性的。
在对米勒太太进行简短的诊断过程中，我发现最大的问题在于她的错觉相当严重——尤
其是她非理性地坚持认为自己是被特邀参加这些婚礼的。虽然她不肯告诉我她受邀的详细内容，但是我在做诊断时，还是把重点放在了这上面。
米勒先生看到我的处方松了口气。对他来说，这就像是在房间里注入了氦气，可以产生足够的浮力，托起他的希望之舟。但是米勒太太对此不满，她和我们争论，还谈条件。她解释说自己参加婚宴是受某种力量所迫，如果把她的这种想法比作火车的话，我真有些跟不上。但事实上，她的想法更接近于不到十岁的孩子开的碰碰车，而不是火车。
五分钟里，她一直在默默流泪，但最终她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和她丈夫的鼓励。她丈夫自始至终十分温柔，并且不断保证不管怎样都会陪在她身边，当然我向她保证要解决她的思维紊乱，我的办法是最好的。我确信她完全是出于这些原因才接受的。
当她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时，眼中流露出的恐惧是我长期以来在办公室里见过的最令人痛心的。她把头靠在丈夫的肩上，眼中噙满泪水，“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他说：“有我在，有我在，有我在。”
诊疗的时间太长了，我都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这么顺利，米勒太太当时愿意接受似乎就意味着前方的路将变得平坦无阻。
“不能再参加婚礼了吗？”她刚连说了八个“好吧”，她丈夫又连说了三个“有我在”，才不一会儿，她就又疑惑地问我。“哦，威利威廉的昵称。，这是不是说以后都不能再参加婚礼了？”
比尔——威利——看着我，等我回答。
我说：“是的，恐怕是这样。”
我从头到脚都感受到了她的失望，她悲叹道：“他们会做什么呢？噢，他们会做什么呢？”
我从她眼中看到的不是关切，而是恐惧。她说的不是“我该做什么呢？”而是“他们会做什么呢？”她担心的是“他们”。
当然，我想知道“他们”是谁。是她还没出席过他们婚礼的新娘新郎？还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更大——那些在她耳边嘀咕或者大声乞求她去参加婚礼的邪恶的声音。
我不知道。我估计她也不会告诉我。至少那天不会。
当米勒夫妇坐在我办公室里时，我就自认不是市里最适合为米勒太太做个人诊疗的心理医生，我的设备不够好。我把我的基本判断跟他们解释了一下，并且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给玛丽·布莱克打了电话——就是在汉娜死前跟她一起办公的那个精神病医生——问
她能否接手这桩紧急病例。
我为米勒太太选一位精神病医生是因为我知道米勒太太的初期诊疗以及之后的长期护理都会涉及到对安定类药物的搭配和处理，而在科罗拉多，这类药物的供应仅限于医学领域。我选玛丽·布莱克做米勒太太的精神病医生不仅因为玛丽为人不错，还因为她来这儿时间不长，渴望接触新病人。我觉得让米勒太太等上几星期再接受诊疗不好。
玛丽欣然同意下午晚些时候就为米勒太太做诊疗。米勒先生开车把妻子直接送到了玛丽的办公室，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同时见过米勒夫妇了。
几个月后，我和玛丽一同去我们的一个朋友家参加夏日派对，玛丽·布莱克对我说——“你
还记得你介绍给我的那个女人吗？那个总是参加婚礼的女人？”——她的意思是对米勒太太的诊疗已经变成了杂乱无章的胡乱对付，传统药物的失败尝试，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化合物的使用以及反反复复的短期、稳定、紧急入院诊疗的大杂烩。
市里的婚礼筹划者、牧师、神职人员、拉比们都听说了米勒太太的事。市里几乎每场婚宴的引座员都有她一张10×8大小的，参加婚礼时的照片，六个月后，她的心理健康诊疗毫无起色，而且几乎每星期六她都会被某一座教堂拒之门外。
这正是我担心的后果。
玛丽跟我讲完米勒太太的事之后，又告诉我另一件事。她说：“我觉得我丈夫不会像她丈夫对她那样支持我。那叫鼓舞，真正的鼓舞，他为她做了那么多……”
玛丽的眼神还告诉我一件事：她知道我心里明白，我欠她一个好丈夫。
比尔·米勒一年多后回来看我。当时刚过完圣诞节，正是1月份，博尔德的金发小公主恰好就在那个可怕的圣诞节被发现死在家里的地下室里。我与比尔只聊了一会儿，大概十五分钟。他来是想感谢我对雷切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