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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眬中，伊万还看到一个木然坐在安乐椅上的人，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黄脸膛上显出苦恼的神情，身上披着件白色披风，露出血红的衬里；他正用憎恶的目光凝视着眼前那片郁郁葱葱的异国园林。
伊万还看到一个光秃秃的黄色山冈，山同上兀立着几个已经不见受刑者的十字架……
至于牧首湖畔发生的那件事，诗人伊万如今对它已经毫无兴趣了。
“请问，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柏辽兹滑到电车下面去的时候，您在什么地方？离那个栅栏转门很远吗？”
伊万对此似乎漠不关心，嘴角上还不知为什么露出一丝冷笑。他回答说：
“我离得很远。”
“那个穿方格衣服的人是不是呆在转门旁边？”
“不，他坐在离我不远的一把长椅上。”
“柏辽兹滑倒的时候，那人没跑近转门吗？这一点您记得清楚吗？”
“我记得。他没有过去。他当时伸开腿懒洋洋地斜倚在椅子上。”
这就是侦查员提出的最后几个问题。然后，侦查员站起来，伸手同伊万握别，祝他早日康复，并表示希望不久的将来能重新读到他的诗作。
“不，”伊万轻声回答说，“我不再写诗了。”
侦查员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说他不揣冒昧地要表示一下自己的信心：他相信，诗人这么说是因为眼下他还处于某种抑郁状态，这种症状很快就会消失的。
“不，”伊万马上反驳说。他不看侦查员的脸，而是望着远方，望着渐渐暗淡下去的苍穹说，“这在我身上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我从前写的那些诗都是坏诗，我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了。”
侦查员辞别了诗人，他已经得到了很重要的材料。他从事件的末尾往前推理，终于找到了产生各种事件的渊源。现在他已确信：所有事件都是从牧首湖畔的杀人案件引起的。当然，不论是伊万，还是那个穿方格衣服的家伙，都没有把不幸的“莫文联”主席往电车下面推，也就是说，表面看来谁也没有推他，但是，侦查员坚信柏辽兹是在某种催眠术作用下奔向（或滑向）无轨电车轮下的。
是的，材料已经收集到许多，该到什么地方去抓什么人也已十分清楚。但是，难就难在根本无法抓到那家伙。在那所该死的、三倍该死的第50号住宅里，再重复一遍，毫无疑问是有人居住的。那里的电话时常有人接，回答的声音有时像破锣般吱吱叫，有时瓮声瓮气。窗户也时开时关，而且还听见过里面传出留声机的声音。然而，每次进入那套住宅时，里面却都空无一人。白天，夜里，在不同的时间，已经进去过不止一次了，甚至拉着网子在各个房间扫过几遍，仍是一无所获。住宅周围早已设了监视哨，不仅从大门洞通过院子到单元门口的路上有人看守，后门也派了人，连楼顶烟筒旁边都设了监视哨。是的，这套第50号住宅确实有点蹊跷，但却拿它毫无办法。
就这样，事情一直拖到星期五后半夜，星期六的凌晨，直到麦格尔男爵身着晚礼服，脚登漆皮鞋，以客人身份庄重地跨进第50号的大门。监视人听到了开门声和麦格尔男爵进门的声音。整整十分钟后，几个人不按门铃便径直闯进了住宅。然而，不仅没有找到这里的主人，还有最使人无法理解的事──连麦格尔男爵也踪迹全无了。
这样，前面已经说过，事情拖到了星期六凌晨。这时又出现一些非常有趣的新情况。一架由克里米亚飞来的六座位客机在莫斯科机场降落，下机的旅客中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年轻人：他胡子拉碴，总有三天没洗过脸，两眼红肿，神色慌张，未带任何随身物品，穿着也十分奇特──戴一顶高加索式毛皮高帽，穿单睡衣，外面披着厚呢斗篷，脚上芽一双卧室里用的崭新的蓝皮便鞋，显然是刚买的。他刚离开舷梯，就有几个人朝他走了过去──他们早已在机场恭候这位公民多时了。不一会儿，这位令人难忘的瓦列特剧院经理斯杰潘·博格达诺维奇·利霍捷耶夫已经站在侦查员面前。他提供了一些新材料。现在已经清楚：沃兰德是首先对斯乔帕·利霍捷耶夫施行了催眠术，然后他化装成演员混进瓦列特剧院，又巧妙地把斯乔帕扔出莫斯科──天知道这一扔就扔出了多少公里。材料倒是有所补充，但侦破工作不但未因此有所进展，甚至可以说，反而变得更困难了：沃兰德既然有办法对利霍捷耶夫做出那样的事，显然就不会轻易地就范。对于利霍捷耶夫，根据他本人的请求，还是把他关进了一间比较保险的牢房。与此同时，瓦列奴哈被带进侦讯室。瓦列奴哈几乎两昼夜去向不明，刚回到家里就被逮捕归案了。
尽管瓦列奴哈已经向阿扎泽勒保证过不再撒谎，但这位总务协理还是从谎言开始了他和侦查员的谈话。不过，这倒也不必过分责怪他，因为阿扎泽勒是禁止他在电话里说谎，而此刻他们面对面讲话，并没有借助这种现代设备。瓦列奴哈贼目鼠眼地四下里扫着，对侦查员说：星期四白天他在瓦列特剧院自己的办公室里自斟自饮，喝得酪配大醉，后来便走出剧院。上哪里去了？不记得。后来又在什么地方喝了些陈年老酒。在哪儿喝的？不记得。然后就蹲在了一堵墙根下。在什么地方？也不记得。于是，侦查人员告诉我们的总务协理：他这种愚蠢而轻率的行为实际上妨碍着一桩要案的侦破，他对此当然要负法律责任。只是在这番警告之后，瓦列奴哈才痛哭流涕地用颤抖的声音，不住地四下张望着，说出了真情。他承认自己是在扯谎，因为他害怕沃兰德一伙对他进行报复，他已经落到这帮匪徒手中一次了。因此，他请求把他关进一间装甲的牢房，并说这是他所衷心哀求、求之不得的。
“呸！见你的鬼！你们这些人怎么都认准了要进装甲牢房？！”
一个侦查员嘟哝了一句。
“都让那些坏蛋给吓坏了。”访问过诗人伊万的侦查员说。
侦查员们对瓦列奴哈尽可能安慰了几句，告诉他：即使不进任何牢房，他也是处于保护之下的。这时才弄清楚，原来瓦列奴哈并没有在什么墙根下面喝陈年老酒，而是挨了一顿打，打他的是两个人，一个长着颗獠牙，另一个是矮胖子……
“啊！长得有点像猫？”
“对，对，对！”总务协理小声说。他这才惊恐万状地回头张望着，交代了后来的详细经过：他在第50号住宅里呆了将近两天，还当了吸血鬼的眼线，险些把财务协理里姆斯基吓死……
这时刚从列宁格勒用火车押送来的里姆斯基被带进了侦讯室。但是，从这个满头白发、精神颓丧的老人身上已经很难看到原先那个精明强干的财务协理的影子了。他吓得哆哆嗦嗦，无论如何不愿讲真实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显得极为顽固。里姆斯基一口咬定他那天夜里根本没有在办公室窗台上看到过什么赫勒，也没见过没有影子的瓦列奴哈，只是因为他感觉身体不适，在精神恍惚中乘上了去列宁格勒的火车。不用说，财务协理的证词又是以关进装甲牢房的请求结束的。
安奴什卡是在阿尔巴特大街百货公司拿着一张十元美钞交给收款员时被当场逮捕的。她说在花园大街那座楼里看到过几个人从窗户飞出去，还谈到她抬过一个金马掌，原来打算拾起来交给民警局的。人们认真地听取了她的证词。
“那只马掌确实是金的？上面还有许多钻石？”侦查员问安奴什卡。
“我还能不认得钻石？！”安奴什卡回答。
“可是，照您说的，那人给您的是十卢布的苏联钞票呀？”
“我还能不认得十卢布钞票？！”安奴什卡回答。
“那么，这些票子什么时候变成美钞的？”
“我不晓得什么叫美钞，也从来没见过美钞。”安奴什卡尖声说，“我有权利要这些钱，人家给我的是酬谢钱！我是拿这些钱去买花布的……”接着她便胡说起来，说什么是房管所让魔鬼住进了五层楼，才扰得四邻不安，这些事不能由她负责，等等。
安奴什卡的絮叨实在叫人心烦，因此，侦查员拿着钢笔向她摆了摆手，随即给她开了一张绿色出门证。安奴什卡离开这座大楼，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随后又进来许多人，其中包括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他完全是由于他醋坛子太太的愚蠢才刚刚进民警局的：他太太今天早晨向当局报告，说她丈夫失踪了。对于尼古拉·伊万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