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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躲起来呀？”他策马来到葛利高里身边，故作惊讶地问，可是自己却又窘急地把在战斗以后怒火尚未熄灭的血红的眼睛转到旁边去。
“谁干了亏心事谁知道！你干吗要在后头走呀？”葛利高里怒不可遏地问。
叶尔马科夫的肿嘴唇困难地笑着，朝着俘虏们斜了一眼。
“你指的是什么亏心事呀？你现在可别叫我猜谜，反正我也猜不中，今天我从马上倒栽葱摔下来啦……”
“这是你干的吧？”葛利高里用鞭子指着红军俘虏问。
叶尔马科夫装作好像刚刚看到俘虏，大惊失措地叫道：“这些狗崽子们！唉，该死的东西！把俘虏全都剥光啦！他们怎么来得及干这些事呀？……真想不到！我刚刚离开了一会儿，还严厉地命令过不许动他们，可是你看，已经把这些可怜的人都剥光啦！……”
“你别跟我装傻啦！干吗要这么出洋相呢？是你下命令剥光的吧？”
“上帝保佑吧！葛利高里·潘苔莱耶维奇，你疯了吗？”
“你还记得命令吗？”
“你指的是那个……”
“我指的就是那个命令！……”
“当然记得。我都可以背下来啦！就像我从前在学校里背熟的诗篇一样。”
葛利高里从马上弯过腰去，抓住叶尔马科夫的武装带，不由自主地笑了，他喜欢这个莽撞、勇猛异常的团长。
“哈尔兰皮！不开玩笑，看你这是搞成什么样子啦！如果那位新派来代替科佩洛夫的上校报告上去，你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啦。等到事情一闹起来，又是追查，又是审问，你可就要倒霉啦。”
“我实在受不了啦，潘苔莱耶维奇！”叶尔马科夫严肃、简单地回答说。“他们身上穿的都是新崭崭的，在梅德维季河口镇刚刚发给他们的，好啊，可是我的弟兄们的衣服全都穿破啦，他们家里的衣服也并不多。反正到后方去也会把他们全都剥光！我们把他们抓到了，倒留给后方那些混蛋去剥吗？不，还是叫咱们的人剥了穿吧！——一切由我负责，想从我这里搞到什么好处，只能枉费心机！请你也别跟我瞎啰嗦。我什么都不知道，对这些事儿我连做梦都没有梦到！”
他们来到那群俘虏跟前。人群中的低语声停止了。站在边上的人都躲开这些骑马的人，脸上带着忧郁、恐惧和警惕、期待的神情打量着哥萨克们。有一个红军战士认出葛利高里是指挥官，就走到跟前来，用手扶着马镫说：“长官同志！请告诉您的哥萨克，就是把军大衣还给我们也好啊。做做好事吧！夜里太冷，您看我们简直都跟光屁股差不多啦。”
“夏天，你不会冻死的，放心吧，黄老鼠！”叶尔马科夫严厉地说，用马把红军士兵挤到一边去，然后又转身对葛利高里说：“你放心好啦，我命令发给他们一些旧衣服。喂，躲开，躲开，勇士们！你们应该去捉自己裤子里的虱子，而不是来跟哥萨克打仗！”
司令部里正在审问一个被俘的连长。新任师参谋长，安德烈亚诺夫上校坐在铺着旧漆布的桌子边。他是个有些年纪，长着蒜头鼻子的军官，鬓角上浓密的头发已经斑白，像小孩子似的扎煞着大耳朵。他的对面，离桌子两步远，站着那位红军连长。与安德烈亚诺夫一同被派到师部来的参谋，苏林中尉在记录审讯口供。
红军连长——身材高大、蓄着棕红色的胡子，灰白的头发剪得像刺猖——站在那里，笨拙地在酱紫色地板上倒动着两只光脚，偶尔看看上校。哥萨克们给俘虏只留下了一件没有漂白过的、黄色粗布士兵衬衣，裤子也被剥去了，给他换上一条缝着褪色的裤绦、补了很多难看的补钉的、已经破烂不堪的哥萨克军裤。葛利高里走到桌子跟前，看见俘虏正在难为情地不断地悄悄提破裤子，竭力想掩盖裸露的身体。
“您说，您是被奥勒尔省军事委员部动员出来的吗？”上校问，从眼镜框上方瞅了俘虏一眼，又垂下眼睛，眯缝起来，开始查阅和玩弄手里的一纸什么文件，——看上去像是证件。
“是的。”
“是去年秋天吗？”
“去年秋末。”
“您说谎！”
“我说的是实话。”
“我有证据，您是说谎！
俘虏默默地耸了耸肩膀，上校看了看葛利高里，轻蔑地歪头指了指被审讯的人说：“请您欣赏欣赏吧：从前沙皇军队里的一名军官，现在您看，却成了布尔什维克啦。一落到咱们手里，就胡编一气，仿佛他参加红军只是出于偶然，仿佛他是被硬抓去的。胡诌八扯，天真得要命，简直像个中学生，而且还以为别人会相信他的话呢，而自己竟没有一点儿国民应有的勇气，承认自己背叛祖国的事实……害怕啦，混账东西！”
那个俘虏很困难地活动着喉结说：“上校老爷，我看您倒是很有国民的勇气，您都敢侮辱俘虏……”
“我不跟混账说话！”
“可是我现在却非说不可。”
“小心点儿！您别惹恼我，我可以采取侮辱您的行动！”
“处在您的地位，这易于反掌，主要是不必冒任何危险！”
葛利高里一声不吭，坐到桌边，带着同情的微笑看着气得脸色煞白、毫不畏惧地在顶嘴的俘虏。“他把这位上校刺疼啦！”葛利高里很开心地想，有点幸灾乐祸地瞥了一眼安德烈亚诺夫那由于神经质的抽搐而绷得紧紧的、肉嘟嘟的、通红的腮帮子。
葛利高里从第一次见面，就很不喜欢这位参谋长。安德烈亚诺夫属于这样的一类军官，世界大战时根本没有上过火线，而是有心计地躲在后方，利用有势力的同事和亲朋关系，拼命去找没有危险的职务。安德烈亚诺夫上校在内战期间则巧妙地弄到一份后方保卫工作蹲在新切尔卡斯克，直到克拉斯诺夫将军垮台以后，才被迫来到前线。
葛利高里和安德烈亚诺夫在一所房子里住了两夜，葛利高里从他的谈话里知道，他是个笃信上帝的人，一谈到教堂盛大的祈祷仪式总是热泪盈眶，妻子是位模范妻子，好得简直不能再好啦，大家都尊称她索菲娅·亚力山德罗芙娜，而且钦派司令官丰·格拉贝男爵曾经追求过她，但是很不成功；此外，上校还亲切而又详细地讲过他已故父亲的庄园多么漂亮；他是怎样晋升到上校的，一九一六年他曾经跟一些大官儿一起打猎；还说，他认为打惠斯特牌是最好的游戏，用和兰芹叶泡的白兰地是最有益的饮料，而最肥的差事则是军需官。
安德烈亚诺夫一听到近处的炮声就哆嗦，不愿意骑马，说是肝脏有病。念念不忘加强师部的保卫工作，对于哥萨克表现出一种掩饰得很拙笨的敌视情绪，因为照他的说法，哥萨克在一九一七年都变成了叛徒，而且从那年起，他就毫无例外地憎恨一切“下级军官”。“只有贵族能拯救俄罗斯！”上校这样宣称，并顺便提到他是贵族出身，安德烈亚诺夫家族是顿河沿岸最古老和功勋卓著的贵族。
毫无疑问，安德烈亚诺夫的主要缺点就是喜欢信口开河地胡说一通，这是那些喜欢像老头子似的唠叨，而且唠叨起来没完没了的蠢人到了老年后的通病，这些人从年轻的时候起就习惯于轻率、放肆地评论一切事物。
葛利高里一生中曾经多次遇到过这号人物，而且对他们简直是深恶痛绝。葛利高里跟安德烈亚诺夫认识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回避和他见面，白天倒是很容易做到，但是一到部队停下来宿营的时候——安德烈亚诺夫就到处找他，急忙问他：“我们一起过夜吧？”而且不等到回答，就开始说起来：“我的亲爱的，您说哥萨克在步战中是靠不住的，可是我从前给将军大人当副官的时候……喂，外边有人吗，把我的皮箱和铺盖都拿到这儿来！”葛利高里仰面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听他讲，然后就不客气地翻了个身，脊背对着这个唠叨不休的家伙，用军大衣蒙上脑袋，心怀压抑的愤怒想：“只要一得到调动职务的命令，我就拿件重重的家伙朝他的脑袋上来一下；也许这样，可以使他至少一个星期不说话！”“您睡了吗，中尉？”安德烈亚诺夫问。“我睡啦，”葛利高里闷声回答说。“对不起，我还没有说完哪！”于是又继续讲下去。葛利高里迷迷糊糊地想：“他们是成心把这个唠叨鬼塞给我的。一定是菲茨哈拉乌罗夫搞的鬼。唉，跟这样的混蛋怎么一起儿共事呢？”睡意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