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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人？”斯特列利尼科夫从头到脚用审视的眼光看着医生，心里在想。“根本不像。这些傻瓜！”他微笑着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
“对不起，同志。把您误认为另一个人了。我的哨兵搞错了。您自由啦。这位同志的证件在哪儿？好，这是您的证件。原谅我不客气，想顺便看看。日瓦戈……日瓦戈医生……来自莫斯科……
还是请您到我那里坐一下吧。这儿是秘书处，我的车厢在旁边。请吧，不会耽误您很长时间。”
不过，这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奇怪，一个鲜为人知的非党人士能被提拔担任这样的职务而且居然能胜任。他出生在莫斯科，大学毕业以后在外省教书，战争开始木久就被俘了很长一段时期，不久以前还渺无音信，一度被认为已经牺牲了。
童年时期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是在进步的铁路工人季韦尔辛家里长大的。是季韦尔辛保举了他。管人事的那些人对他很信任。在局势混乱和偏激观点最盛行的时期，斯特列利尼科夫的革命性在任何方面都不落于人后，但他突出表现的是真诚与狂热，但他的狂热并非出于模仿，而是个人的生活所孕育的，是独立自主的，非偶然的。
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确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信任。
最近一个时期，他的工作记录中就包括在乌斯特汉姆金斯克和下开尔密斯发动的战役，还有古巴索夫的农民武装反抗粮食征收队的暴乱和大熊洼车站第十四步兵团抢劫粮食的事件。经他处理的问题，还有土尔卡图拉市的拉辛派士兵武装倒戈投靠白卫军，以及奇尔金河口码头发生的武装暴乱、忠于苏维埃政权的指挥员被杀等几件事。
所有这些地方，他都像从天而降的暴风雪一样及时赶到，判断局势，作出决定，迅速、严酷、毫不手软地解决了问题。
在整个边区，他的列车所到之处，士兵大批逃亡的现象就会被制止。对征兵机构的监察很快就使工作面貌一新。红军的兵员补充进展得很顺利，新兵接待站也是热火朝天。
不久前，就在白党分子从北边压过来而造成有威胁的局面的时候，又给他肩上增加了新的担子，既有直接的军事行动，又有战略性、战役性的任务。只要他一插手，就立见成效。
斯特列利尼科夫也知道，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枪决专家”。他对此淡然处之，他是无所畏惧的。
斯特列利尼科夫生在莫斯科，是个工人的儿子。父亲参加过一九O五年的革命并因此而遭了殃。当时他由于年龄小而置身革命运动之外，后来在大学读书，因为是贫家子弟进了高等学府，对学习就更加重视和勤奋。富裕的大学生们的骚动并未触及他。他带着丰富的知识走出校门，以后又靠自己努力在原有历史、语文专业的基础上钻研了数学。
按照法令，他可以免服军役，但自愿上了战场，以准尉的军阶被俘，后来知道俄国发生了革命，就在一九一七年逃回了祖国。
有两个特点、两样激情使他不同于常人。
他的思路异常清晰和正确，天赋的追求高洁品德和正义的气质也是少有的，而且感情奔放，知恩必报。
但是作为一个开创新路的有学识的人来说，他还缺少应付偶尔情况的思考力，还不善于利用意料之外的新发现去改变不会有结果的原来的完整设想。
此外，为了办些好事，他的原则性还缺少内在的非原则性，只了解个别与局部，不懂得还有普遍与一般，他心胸博大就在于肯做琐碎小事。
从幼年时代起，斯特列利尼科夫就向往着崇高、光辉的事业。他把生活看成是一个宏伟的竞技场，大家尽可以在那里进行夺取胜利的较量，但必须老老实实地遵守比赛规则。
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的时候，他根本意识不到是自己的想法不对，把治世之道简单化了。他长久地把屈辱埋藏在内心深处，后来就开始喜欢让自己的想法有朝一日能在生活与败坏了生活的种种恶势力之间充当仲裁，目的在于捍卫生活并为它进行报复。
失望使他变得越来越严酷。革命给了他思想上的武装。
“日瓦戈，日瓦戈。”他们来到斯特列利尼科夫的车里以后，他继续自言自语地说，“好像是商人，或许是贵族。啊，这里写的是从莫斯科到瓦雷金诺。奇怪，从莫斯科一下子突然要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去。”
“正是为了这个。想找个安静的去处。偏远，不为人知。”
“清说说，这是怎么个道理。瓦雷金诺？这里的许多地方我都熟悉。那里从前是克吕格尔家的工厂。也许您是他的亲属？继承人？”
“您干吗用这种讽刺的口气？这和‘继承人’有什么关系？不错，我妻子的确是……”
“您看，我说对了。是不是想念白党啦？那我可要让您失望。晚啦，全区都把他们清除了。”
“您是不是还想挖苦人？”
“不是这个意思，医生。我是个军人，现在是战争时期。这直接关系到我的职责。现在逃兵也都想到森林里躲起来。找个安静的地方，有什么理由？”
“我两次负伤，完全免除服兵役了。”
“您能不能拿出教育人民委员部或者保健人民委员部签署的意见，说明您是‘苏维埃的人’，是‘同情革命人土’和‘奉公守法者’？现在人间正在进行最后的审判，慈悲的先生，您也许是启示录中带剑的使者和生翼的野兽，而并非真正同情革命和奉公守法的医生。不过我方才说过，您已经自由了，我决不食言，但是就这一次。我预感到将来我们还会见面的，那时候就要另当别论，您要注意。”
威吓和挑衅并没有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困扰。他说：
“我知道您对我的一切想法。从您那方面来说，这完全正确。但是，您打算把我扯进争论中去的话题，在一生当中我心里始终同想象中的指控人在进行争论，而且可以认为，这已经有了结论。不过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如果我确实自由了，现在请允许我不作什么解释就离开，要是相反，就请您处置吧。我不想在您面前为自己辩解。”
一阵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联系恢复了。
“谢谢，古里扬。”斯特列利尼科夫拿起听筒，朝里边吹了几口气以后说。“好伙计，请派个人来送一送日瓦戈同志。免得再出什么问题。请给我接通拉兹维利耶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
只剩下一个人以后，斯特列利尼科夫打通了车站的电话：
“那边带来一个男孩子，帽子戴到耳朵上，头上缠了绷带，真木像话。对，需要的话给他提供医疗。对，要注意保护，你个人要对我负责。如果他要吃饭，就发一份口粮，是这样。喂，我还有话要说。见鬼，又插进来一个人。古里扬！古里扬！电话串线了。”
“可能是我教过的学生。”他心里想，暂时放下了要和车站把话讲完的打算。“长成人了，就来造我们的反。”斯特列利尼科夫盘算着自己教书、参战和当战俘的年数是不是和这孩子的年龄对得上。然后，他通过车厢的窗口在看得到的地平线的背景上寻找河道上游的尤里亚金城门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曾经有他的家。也许妻子和女儿还在那儿？那可应该去找她叫现在立刻就去！不过这是可以想象的吗？那完全是另一种生活。要想回到原先那种被中断了的生活，首先应该结束现在这种新生活。将来会有这一天的，会有的。不过，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呢？
（张秉衡译）
第四章
火车把日瓦戈一家载到这个地方后，仍停留在车站的倒车线上，不过被别的列车挡住，使人觉得整个行程中同莫斯科保持的联系在这个早晨中断了。
这里的居民比居住在首都的人更互相了解。虽然尤里亚金至拉兹维利耶铁道两旁的人都已被轰走，被红军部队封锁起来，但当地郊区的旅客不知怎的还能钻到铁轨上来，仿佛人们所说的“漏了进来”。他们已经拥进车厢，挤满取暖货车的门口，沿着列车在铁轨上走着，有的站在自己车厢入口处的路基上。
这些人彼此都认识，隔老远便打招呼，走到跟前互相问候。他们的穿戴和言谈与首都的居民有点不同，吃的也不一样，习惯也不同。
真想知道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吸收的都是什么样的精神营养和物质营养，怎么样同困难作斗争，又怎么样逃避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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