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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在～生当中赖以呼吸、营养以致陶醉的东西。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您曾经存在于他人身上，还要在他人身上存在下去。至于日后将把这叫作怀念，对您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将是构成未来成分的您了。
“最后再说一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死亡是不存在的，它和我们无缘。您刚才说到人的才能，那是另一回事，它属于我们，被我们所发现。从最广泛而崇高的意义上来说，才能是生命的恩赐品。
“圣徒约翰说过，死亡是不会有的，但您接受他的论据过于轻易了。死亡之所以不会有，是因为先前的已经过去。几乎可以这么说：死亡是不会有的，因为这已经见到过，已经陈旧了，厌烦了，如今要求的是崭新的，而崭新的就是永恒的生命。”
他一边说，～边在屋子里来回走着。“睡一会儿吧。”他说，走到床前把手放到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头上。过了几分钟，安娜·伊万诺夫娜渐渐睡着了。
尤拉悄悄走出房间，吩咐叶戈罗夫娜把助理护士叫到卧室里去。“真见鬼，”他想，“我简直成了个江湖术士，嘴里一边念念有词，一边把手放在病人身上治病。”
第二天，安娜·伊万诺夫娜有了起色。
安娜·伊万诺夫娜的病情一天天见轻。到十二月中，她已经试着起床了，不过身体还很衰弱。医生建议她还要好好卧床休养。
她经常让人把尤拉和东尼姬找来，一连几小时地讲述她在乌拉尔的雷尼瓦河边祖父领地瓦雷金诺度过的童年。尤拉和东尼妞从来没有到过那里，但是从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话里，尤拉很容易想象出那片人迹罕至的五千俄亩的森林，林中漆黑如夜，还有那条沿着克吕格尔高耸陡峭的两岸湍急奔流的卵石铺底的河流，有两三处的河湾像尖刀似的插入密林。
这些天，尤拉和东尼娜有生以来第一次定做了过节穿的衣服。尤拉的是一身黑色的常礼服，东尼哑的是一件稍微袒露颈部的浅色缎子晚礼服。他们两个准备二十七日在斯文季茨基家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上一展丰采。
在男装成农作坊和女服裁缝那里定做的这两套衣服，是同一天取回来的。尤拉和东尼哑试过之后很满意，但还没来得及脱下来，安娜·伊万诺夫娜便打发叶戈罗夫娜喊他们过去。尤拉和东尼妞就穿着新衣服去见她。
两个人一来，她就用臂肘支起身子，从侧面看了他们一遍，又让他们转过身去，说道：
“挺好，简直类极了。我还一点不知道已经做好了呢。东尼娜，让我再看看。不错，很好，就是肩头有点发皱。知道吗，为什么叫你们来？不过，有几句话得先跟你说，尤拉。”
“我知道，安娜·伊万诺夫娜。是我让人把那封信给您看的。您肯定也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样，认为我不应该拒绝继承权。您先忍一会儿，您还不适于过多讲话。我马上说清楚，其实这些您都很清楚。
“总之，首先，有一件支付律师费和偿付诉讼费的日瓦戈遗产的案子。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遗产，有的倒是债务和一笔扯不清的胡涂账，以及在这当中暴露出来的肮脏勾当。要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成钱的话，难道我会白白把它们送给法院，不自己拿来享用？关键在于这场官司打到底也是一场空，与其在里面折腾，不如放弃并不存在的财产，把它让给那几个假冒的竞争对手和贪婪的自封的继承人。至于那位姓日瓦戈、带着孩子住在巴黎也想染指的艾丽斯夫人，我也早就听说了。但如今又增加了要求，这是不久前才对我公开的，不知您知道不知道。
“原来家母在世的时候，父亲就迷恋上一个耽于幻想而又性情怪僻的女人，斯托尔本诺娃一恩利茨女公爵。这个女人和父亲生了一个男孩，如今已经十岁，名字叫叶夫格拉夫。
“女公爵过的是隐居生活。她带着儿子住在鄂木斯克郊外一幢单独住宅里，深居简出，不知道靠着从哪儿来的钱维持生活。有人给我看过那幢住宅的照片。那是一所有五扇窗的漂亮房子，窗子是落地式的，窗檐上的圆框里有浮雕。最近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那幢房子越过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隔开的几千俄里的距离，用它那五扇窗不怀好意地看着我，迟早要让我倒霉似的。所以，我又何必理睬这笔臆造的财产、人为的竞争对手以及他们的敌意和嫉妒呢！何况还有那些律师。”
“可你仍然不该拒绝。”安娜·伊万诺夫娜反驳道，“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吗？”她把这话又重复了一遍，立刻接下去说，“我想起了他的名字。记得吧，昨天我谈到的那个看林子的？他叫瓦克赫。这个名字真少见，是木是？他是树林子里的可怕的黑怪物，胡子从下巴长到眉毛，却叫瓦克赫！他的脸上全是疤痕，熊咬过他，可他挣脱了。那地方的人都这样。他们的名字也怪得很，都是一个音节的，为的是喊起来响亮，好记。比如，瓦克赫，鲁普，或者法弗斯特。听着，你们听着。有时候通报说来了人啦，比方说叫阿弗克特的，或者叫福洛尔的，一听名字就像是祖父的双筒猎枪齐发。我们这帮孩子就从儿童室一下子钻进厨房。你们简直无法想象，那儿不是林子里烧炭的送来一头活的小熊，就是巡道工从很远的巡哨点带来了矿苗。爷爷就分别登记下来，然后让他们到账房去，有的付钱，有的给粮食，也有的发弹药。窗子外面就是大森林，雪下得真大，齐房檐那么深！”安娜·伊万诺夫娜咳了起来。
“别说了，妈妈，说话对您身体不好。”东尼妞警告说，尤拉也附和她。
“没什么，算不了一回事儿。我顺便问问，叶戈罗夫娜说你们的坏话，好像你们后天去不去参加圣诞晚会还没拿定主意。我不许你们再说这种傻话！你们自己也不嫌难为情。尤拉，你以后还怎么当医生？就这么说定了，你们一定要去。我再回过头来给你们讲这个瓦克赫。他年轻的时候当过铁匠，有一次打架把内脏打出来了，他就给自己另打了一副铁的。你真是个怪人，尤拉。难道我连这个也不懂？当然不是真打了一副铁内脏。不过老百姓都这么说罢了。”
安娜·伊万诺夫娜又咳了起来，而且比刚才咳的时间长得多。这阵咳嗽没过去，她还是喘不过气来。
尤拉和东尼娜同时跑到她跟前，并肩站在她的床边。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停地咳嗽，把他们挨在一起的手抓在自己手里，好一会儿不松开。后来，她喘过气来，能说话了，说道：
“如果我死了，你们可不要分开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结婚吧。我给你们订婚了。”说到最后，她哭了。
一九O六年春天，拉拉即将升入寄宿学校最后那个年级的时候，她同科马罗夫斯基持续了六个月的关系超过了她能忍耐的限度。他非常巧妙地利用她的沮丧情绪，每当他需要的时候，便委婉地在不知不觉之间提醒她所受到的凌辱。这种暗示恰恰使拉拉陷入一个好色之徒所要求的女人心慌意乱的状态。这种心慌意乱使拉拉在情欲的恶梦中越陷越深，但每当她清醒过来的时候吓得头发都竖立起来。但夜里的癫狂又像是巫术那样无法解释的矛盾。这时一切都颠倒了，一切都违背逻辑；银铃般的娇笑表现的却是刺心的痛楚，挣扎和抗拒意味着顺从，落在那折磨者手上的是无数感激的亲吻。
这一切仿佛永远木会完结似的，但春天，这个学年最后几天的一堂课上，她一想到夏天学校不上课了，这种纠缠会更加频繁，而躲避同科马罗夫斯基经常接触的避难所没有了，拉拉便迅速地作出了一个在很长时期里改变她生活道路的决定。
一清早就很闷热，看样子会有一场雷雨。上课时教室的窗是敞开的。城市远方传来单调的喧闹声，像一群蜜蜂在蜂场上嗡嗡叫。有时还能听到院子里孩子们嫁戏的喊叫声。泥土和嫩叶气息让人头疼，就像过谢肉节喝醉了酒或被煎饼的糊味熏了似的。
历史老师正在讲拿破仑远征埃及。当他讲到在弗雷瑞斯登陆的时候，天色昏暗，一道闪电划过，响起雷声；一股尘土带着清新的气息从窗口涌了进来。两个爱拍马屈的女学生讨好地跑进走廊喊校役关窗，她们刚一开门，从门缝刮进来的一阵穿堂风把课桌上笔记本里的吸墨纸吹得在教室里乱飞。
窗户关好了，外面已经下起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