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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两年规划啊，确实不简单。但是，这个计划的编制呢，也不只是少数人能够独立完成的。所以，这个计划到了毛主席那里就批准了，以后成立专委，就是觉得这么一个复杂的事情，光是有一个计划，单靠二机部自己来办这个事情不行，就非得要由中央来抓，非得要由周总理来抓才行。周总理对这件事情是非常严格的。他说，这件事情，包括你们自己的家属都不能知道，不让知道，文件都是直接送给本人签收，里面关键的字，比方说进度：１９６４年爆炸原子弹，１９６４这几个数字不能铅印，都是空白，印刷厂印好了以后，我们再一份一份用钢笔给它填上去，然后，密封好了送出去。所有的文件包括底稿，我们个人从来不保存的，每次专委会开完了以后，用个牛皮纸口袋，密封起来盖上密封盖，然后存到专委会专门的一个保密室里面去。谁也不准再开封，再开封的时候必须要经过批准的。王亚志当时是总理的秘书，军事秘书，张治文也是周总理的秘书，周总理决定什么时候要开会了，他们就通知专委办公室做准备，搞出来以后，文件送到总理那里去。当时，还不是一般的通信员送去，都是保密员带着我们专委办公室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两个人，必须两个人送去，自己签收。１５个专委的委员，也是直接送给本人。当时的保密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平时的公文包，就是写计算过程的这些公文包，从来不能放在办公室，铁皮柜里面也不行，专门有一个保密的文件包，每天下班工作完了以后装起来，用火漆印封上，送到保密室去。在我印象当中，文字报告搞出来以后，像这种十六开的纸，大概有个二三十页吧，还有一个大的表，从矿山一直到最后两年规划的措施表，都是自己画的，画了以后再用铅字排版。印刷就是去现在的国防工业出版社，专门有一个保密车间印刷排版。我们不是把写好的稿子拿着去吗？专委每次讨论的议题和文件都是我们写好了以后拿到保密车间去，我们人站在旁边，然后，捡字、排版、印刷，我们人不能离开的，我们一直看着，印完了，中央专委１５人，印２０份。最后，要把这个印中间的清样，都烧掉，现场监督烧掉，要把版拆掉。因为，你排好的这个版要保存了以后，如果谁要拿去再印一份，那可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两年规划编写完之后，二机部从部、局领导层到机关及基层人员，起初在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人批评两年规划没有根据，是主观上排个日期，超过现实可能。有人认为这个规划完不成的可能性大，完成的可能性小，或者说实现１９６４年原子弹爆炸的目标提前的可能性没有，只有可能后推，过去经验也是如此。有人还顾虑时间订得紧了会出漏子，担心在生产建设上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万一出了大事，２年规划就恐怕是１０年规划了。
刘杰说，在部里的党组内部，虽然原则上同意了，但一到深入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出不同的考虑了。考虑也不外乎就是两种，一种就是应该这样子干，一种就是认为这个是不是太冒了。有的提出来，这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讨论的时候，也是反反复复的。在副部长里面，钱三强、雷荣天，以及白文治啊李觉啊他们就都发了言，担心这个计划订得不切合实际，完不成的可能性很大。刘伟和袁成隆等同志就都从积极的角度，讲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刘伟说，两年规划不是纸上谈兵，唱空城计，而是有一定的相当的根据的。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很着急，但只要我们到基层去，一接触实际信心就增加。袁成隆说，两年规划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现在不要再说行不行。好多事情要好好研究，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通过实践。需要是推动事物前进的轮子。但是，只有需要和现实可能相结合，事情才能成功。
袁成隆说，１９６４年要炸，我们部里头就有不同的意见，就认为不行。这吹牛啊，我们能完成？他们一个是对苏联专家撤走了以后啊，可能有点太担心了。第二个他们不了解情况，而我们是整天在厂里摸啊，一个厂一个厂的，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摸啊，我们心里都有数啊。所以，我们党组几个人，我们敢拍胸脯啊，说能完成！在历史档案中，可以查到当时二机部讨论两年规划的记录，上面有白文治、杜文敏、李杭荪、李觉以及刘杰、钱三强、雷荣天、何克希等人的发言内容。
白文治说，那时候我只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我不能不留点回旋余地。所以，我当时说，两年规划这个方案有无余地？铀浓缩厂是中心环节，原子弹裂变部件加工是薄弱环节，进度是倒排的，１９６４年实现原子弹爆炸有可能，但很紧，没有余地，按期完成的可能性小，延期的可能性大。因为这个问题，有一个细小的环节完不成，你整个都完不成，几十个项目，你只要有一个项目出毛病，你整个就会拖延，就是说有点希望，但是没有把握，你要让我肯定这个我不敢。所以在会上讨论的时候，我总是说没有一定，最好留点余地，留下半年吧，大体是这个意思。心里没有把握，那就不敢随便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不是军令状也是军令状，我总是这样的，其他的人也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杜文敏在那儿发言，当时也是这个意思，李杭荪也讲，最好是一个季度，钱三强发言也是这个意思，留点余地。最后刘杰发言也是争取１９６４年，留半年余地，他也是最后留了半年。留半年就是１９６５年的上半年，按照刘少奇同志说的。
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许多担子都要压到刘杰的头上来，上上下下，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层出不穷，令人劳心费神。有时甚至制造某个设备时要用什么样的钢材，他都要过问。有人讲，刘杰管得太细了。
刘杰说，事后回想，那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个总工程师？像真空阀门的事，弹簧箱的事，蒙乃尔金的事，不好拍板啊。弹簧箱是扩散厂的一种设备，按照苏联的设计，使用寿命是一万次，但我们制造的只能达到几千次，用不用？也要我来拍板：用。这都是经验教训吧。但实际上，原子弹不光是一个专门的科学性的东西，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大的工程问题，是组织管理问题。你说一个科学技术要用什么办法，用这个办法好，那个办法好，比如爆轰试验到底用谁的方法，那都是个决策问题。而我呢，就是要争取时间，要让原子弹能够很快地构成、定型，我就主要从这方面考虑了。我要是光去区分哪个先进，哪个落后，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当然，这就要在实践当中一边摸索，一边学习了。为了掌握全局，一是向老师学，请专家讲课，二是自己读一些书，记得在那个小楼里，夏天太热，汗流浃背，也要努力多学些，知道一点基本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些技术决策中，在专家们见解有分歧时正确拍板。两年规划，就是吸取了长期战争中积累起来的战略研究经验，从实践中学来的。说起来，我在地质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感受了，我从中南一转业，中央让搞地质，那个时候天知道什么是地质啊。我就总结了两条：一条呢，有些同志一进门以后，就钻到技术里边去了；另一条路线呢，首先是全局，你这里有几种学说，大体上是怎么样形成的，工作里头分几个大的部分，有着什么各种不同的意见，还考虑各种专家他们不同的特点，国家的要求怎么样，我们实际怎么样，然后再分门别类地了解。有一次彭真同志去原子能研究所，在汽车上的时候，我问彭真同志，搞这个东西我是外行，应该怎么办呢？彭真说了两句话，他说你要成为一个专家是困难的，但是你要学习，有分辨能力就不错了。这两句话恰好也是我在地质部的一些经验，就是说，我们不要急于钻进去，那个技术上，钻的越深越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认真地考虑，在这个里面去寻找利弊得失，现实的、理想的、近期的、远期的，善于在这个里面呢来加以考虑。学习的时候找老师，钱三强、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这是老老师，我们在饭店里边就请他们讲课，还有小老师，什么邓佐卿啊、朱培基啊，这都是我的小老师。还采取个别谈的办法。像谢振羽，那时候我非常佩服她，在化学上遇到问题就找她。个别谈谈的好处是，你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