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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晚上老去唱歌，有时都集中起来，他有时下命令不许大家再去唱歌，他很果断。后来文化大革命给人家贴大字报，说周光召冲击政治。当时政治部有的人对他很反感，因为好多政治活动要开展他就阻拦。他说不能那么做，那么做我们的时间都给你挤掉了。
３２岁的周光召运用大学里面谁都学过的热力学知识，从第一原理出发，用不等式论证出苏联专家这个数据是错的。不久，中国制造的第一台计算机也用到原子弹的设计上。理论部的副主任、偏微分专家周毓麟带领一批人编写了原子弹爆炸前的总体程序，进行了力学模拟计算，计算结果与先前的九次计算相差不到５％。而且，十分巧合的是，他们在计算过程中，还真出现过苏联人提到的那个数据。有人分析，苏联专家给的这个数据可能是说错了，或者译错了。周毓麟认为，苏联人在计算过程中，对某一瞬间的步长取的不是足够小，导致了这个数据的突跳。
周毓麟说，它那个数据是不对的，而且我们也通过计算弄清楚了，它怎么会不对的。不对是数据抄错了，还是什么呢？不是，它在计算过程里你处理不好，就会出这个东西。我是１９６０年５月份调到九所来的，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学微分教研室当教员，主管一点儿教研室的事。有一天我上课下来，十一点钟下课，总支书记说找我谈话，我说什么事？他说要调你工作，我听错了，以为要调我的人。我说你要调我什么人？他说不是调你的人，是调你。他说要调你到二机部，搞保密性质的工作，今天下午两点钟报到。我说没意见。我说你还有什么话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要告诉我爱人去。她在讲课还没有下课，我告诉她我调到二机部去，很快要到三线去，下午我就去报到。我爱人知道我要搞的工作是保密的，她也不问，我也不说。那个事情现在也不大容易想象。当时为什么上午１１点跟我说，下午两点钟就让我来报到？原来调令下了几天了，因为学校里不想让我去，想换个人，后来上边来催，学校里就紧张了。我到了二机部以后，邓稼先他们开始找我谈，谈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原子弹这个词始终不出口。直到一个多月后，宋任穷才说，我们是搞原子弹的。１９６４年原子弹爆炸，到１９８４年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２０年，我们所里在新影礼堂开庆祝晚会，家属也去了，这个时候才说我们所搞原子弹。所以我老婆回来说，啊，你是搞原子弹的呀？那个时候我到这边已经工作２４年了。我说那你以为我是搞什么的？她说我以为你是搞导弹的。来了之后他们分配我搞爆炸力学，我当时也不懂。很快就计算，和彭桓武讨论各种办法。美国１９４５年搞原子弹氢弹的时候，那个泰勒，以后不是叫氢弹之父嘛，他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发现了，说有一座不可逾越的计算高山，如果这个不解决的话，原子弹氢弹就出不来。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研制出来每秒１０００次的计算机。那么我们当时也就是一台１０４计算机，第一台就放在数学研究所，各个单位已经分好了，两年里的时间都排满了。国防科委的一个少将就把各单位找来，说帮帮忙，要搞计算没时间，好不容易挤出了一个礼拜六个小时。一个礼拜是１６８小时，计算机是一天２４小时运行的，维修时间除外。到了第二台１０４的时候，东直门外７３８厂造的这个机器准备给上海，机器已经在北京车站了，咱们二机部知道以后，就求柯庆施，当时他是上海市市长，求他帮帮忙，你这台机器就给九所吧，这台机器就到了北京，咱们才用到一台１０４机的主要时间。秦元勋和姜德培都是数学界这个年龄档次最尖端的人。人家说南边有个任叶千，北边有个秦元勋。姜德培去苏联以前，是北大概率论教研室主任，也是数学研究所概率室主任。他到苏联待了几年回来了，点名要他到九所来。为什么到九所来呢？就是我比他来得早，来了以后，周光召和我们理论部的人看美国的那种解密的科研报告，科研报告里面有很多数学文章，数学文章里边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文章，是蒙特卡罗。蒙特卡罗是搞概率的，咱们一想搞概率的就是姜德培，让周光召去跟学校说要调江德培。那个时候的机器和现在还不一样，当时的机器就是手编程序。开始编的时候，你编哪一部分，我编哪一部分，分好，组长汇总，怎么也通不过，毛病多得不得了，后来支部下决心一部分一部分通，而且试验不能超过三次，要不你的程序重编。编了程序写好了以后，在里边修改还是怎么样，是不敢随便抄一遍的。抄一遍的话，你要把抄错的东西查出得花一个月，机器才能算出你的错误来。所以这个东西很复杂。当时这个东西是精密仪器，机器程序有好多盘，当时上海有一个一百万次的，叫６５５。做好了以后规定不是八级工，不许碰它，磁盘专门有一个空调，刚研制好的时候进机房脚步重一点儿，它就出毛病了。那时所里的研究环境非常好，最容易出成果。在我们九所相互间是不称官职的。邓所长，周所长，没这个叫法的。叫邓稼先就老邓，周光召就老周。
后来的实验都证明了九次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
发愤苦战的岁月，也正是全中国极度饥饿的时候。在所里，有时候干到深夜，忽然见一个同事拿出几个火烧，大家便一哄而上乱抢起来。年纪稍大的邓稼先忍了半天，咽着口水说，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饥饿使一切身份失态，在当时，仅从生理角度讲，能填饱肚子，便是最大的愿望，也是最大的满足。直到第二天上班，大家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那几块少得可怜的火烧。似乎虽不能经常吃到火烧，但仅仅从嘴里多说几遍，便能满足那种饥饿难耐的欲望。
１９５９年的三八妇女节，食堂只给女同胞会餐。饥肠辘辘的男子汉们闻着食堂飘出的香味，止不住一个劲吞口水。其中一位忍不住感叹道，唉，今天我要是妇女就幸福了！邓稼先一听，说不出话来。临到下班，他对满屋子的男人们说，走，我请客。办公室里顿时一片欢呼。到了城里，邓稼先花了十元钱，众人在饭馆里狼吞虎咽，猛吃了一顿。
１９６２年９月，九所提交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初步理论设计方案。
你没搞过，中国谁搞过
爆轰物理试验研究，有两个目的，首先是验证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对部件进行动态考核，从理论与实验结合上来完成和完善理论设计；其次是要靠试验来解决原子弹研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摸索产品设计的基本规律和各种参数的设计方法，解决理论计算无法解决的科技问题。
１９６０年１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九所同当时还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列捷涅夫商定，开始在工程兵科学实验场一角建设小型爆轰实验场，代号为１７号工地。实验场位于燕山山脉的长城脚下，曾经是一片古战场。４月上旬，当试验场工程正在紧张修建时，为了抢时间，吴永文就领着人马在临时工棚里开始了试验。参与初期爆轰试验的孙维昌说，我们刚到二机部报到，宋任穷从苏联一回国就来看我们，告诉我们苏联靠不住了，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我们背着专家抓紧消化资料，专家盯着我们挺紧的，看到我们院里人多，就说这些人为什么不出去实习？我们当时通过总参借用工程兵的试验场，开始去工房刚建，但要求我们五一节前一定要打响第一炮。工房看来五一节以前交不了工，我们决定用帐篷。帐篷搭起来以后，在帐篷里筹备注装炸药。注装炸药那时我们国内就两种，主要的单质炸药就是ＴＮＴ，再就是黑索金这两种炸药。容器这套东西不能用有色金属的，都用铝和铜的。那时候没有这种专用工具，怎么办呢？我们就到新街口商店买铝盆、铝锅、铝勺。熔药桶要夹层的，中间要通蒸气。这个熔药桶我们是在车间焊接的，两层的夹桶。没有模具就用牛皮纸把它卷成圆筒，然后把炸药熔化装在圆筒里边。开始强调土法上马，大家心情特别着急。四月份，塞外春天风沙比较大，结果上游下了一场大风大雨，山洪把帐篷工号都冲掉了，熔药桶冲到了官厅水库那里，找回来一看，碰坏了，不能用了。当时大家心里挺难过，又不能这么等着，就把帐篷重新搭起来，白天晚上在那搞，礼拜天都不休息，大概在２８号做出了两三发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