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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等会儿你要干嘛？”
“继续洗碗。”
“通话完毕。”他说。
除了买东西，我们基本上没出门。当然，在圣诞节清晨玩具与衣服大狂欢过后这么快就又跑去购物，实在显得有点堕落。商店之旅令我感到颇为忐忑。一方面，我担心未来12个月我们在市场上没法买到某些东西，这会让凯文，整个计划里最薄弱的环节，受够了我的主意，自动摇白旗，搞得抵制活动功亏一篑。
另一方面，我担心提前储备的东西太多，太容易突破限制，使得抵制活动流于形式。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在这最后几天自由自在买东西的日子里，实在不应该跟凯文，以及家里的任何人说“不行”。无论如何，我们不会买什么特别出格的东西。但叫我吃惊的是，我们居然也没有买任何中国造。我选了一对俄克拉何马造的塑料储物柜，一包削价出售的圣诞卡，也是美国制。当然，我注意到，架子隔壁就是一堆便宜得多的中国卡。凯文买了两条墨西哥产牛仔裤。
咖啡机成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根本没人要买。
“我以为你想要。”一天下午，我问起这事，凯文如此回答。
“我？我才不想要什么咖啡机，”我说，“这是你提出来的呀。”
“因为我以为你想要啊，”他说，“我完全是为了你才提出来的。”
“我不想要，”我说，“我觉得动手煮没什么大不了的。”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9）
“那好吧，我也不想要。”他说。
“很好。”我说。
“很好。”他说。
他会告诉你，顽固不化的人是我，可我才不上当咧。
ゥゥゥ
“你觉得我们成吗？”广告时间我问凯文。
“熬到12点？”他问。“拿不准。”
这是元旦节前夜，我们生活在中国货里的最后一天。我们找了一堆不能出门的借口，跟朋友说苏菲突然感冒了，好留在家里干自己想做的事—也就是瞪着电视看时代广场落下水晶球。今天晚上我有点发昏，确切地说，因为对明天充满期待，我简直有点元神出窍了。我等不及地想上路。下决心跟未来的超级大国干上一仗，可不是每天都能有的事儿呢，我幻想着人群的欢呼雷动，决心更加坚定了。来吧，我想。
显然，凯文没我那么兴奋。
“我不是在说今天晚上。我是说这一年，没有中国货，”我说，“你觉得我们能熬得过去吗？”
凯文耸耸肩，继续看电视。
最薄弱环节，我对自己说。只好边走边看了。
我不应该对他这么苛刻的。说到贯彻新年新决心，我的记录糟糕透顶。只有一次算是坚持了下来，那时候我还在上班，我发誓每天早晨走上四楼的办公室，不坐电梯。说实话这算不上什么决心，因为我一直就有爬楼梯不搭电梯的习惯。这事儿完全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跟下决心每天早晨都喝咖啡、每天早晨都洗澡差不多。还有些年份我决心参加马拉松训练，甚至于每天铺床，但最多只撑到1月中旬就歇火了。
在等待新年到来之际，还有些事儿叫我心烦。我花了几分钟才想明白到底是什么事儿，而等我一想起来，顿时有点措手不及。中国虽不是至亲密友，但对我又的确别有深意：它算得上是我的亲戚。
300年前，我的中国祖先，携妻带子，飘洋过海到了德国。张夫人水土不适，很快过世。张先生却混得不错。他为一家德国人当管家，却跟那家的女儿生了个私生子。照我想，围绕这“混血孽种”，一定谣言满天飞，可家谱上对此只字不提，至于张先生和他儿子，还有那可怜姑娘以后的命运，也不曾记载只言片语。生出来的是个女孩儿，侥幸活了下来。等到了19世纪70年代，她的后裔，我的曾祖母，抵达爱利斯岛（美国最早的移民登记站），之后往西去了内布拉斯加。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10）
我妈总拿张先生来解释我弟为啥要穿越亚洲，她祖母为啥是个单眼皮。多年以前，我妈泛舟扬子江，在无数破旧的老饭馆里吃过饭，一点儿事儿也没有。一有机会她就大吃北京烤鸭，红色是她最喜欢的颜色。
“这是天性，天性，跟后天的教养没关系。”她总是这么说。
孩提时代，我头上偶尔会冒出黑头发。我会站在镜子前仔细地观察它们，并跟我淡黄色的小辫儿对比。第一回发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别人粘在我头上的。我把它拔出来，搁在掌心。它乌黑油亮，笔直笔直，比我其他头发—淡黄色的卷发—足足粗上一倍。我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中国，隔着大海和300年的岁月，在召唤我咧！要不，还可能有别的原因吗？
有时候我会扒拉着自己的脑袋，指望找出更多黑头发，但它们数量确实有限。等到了十多岁的时候，它们干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会站在浴室的桔黄色灯光下，对着镜子研究身上残存的亚洲痕迹，嘴唇像中国人？还是眼睛像？可惜徒劳无功。镜中人活脱脱是个美国农民，真失望。我想要更多中国味—更多，不是更少。
抵制中国非关个人，我提醒自己。再说就是一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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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的第一天，跟过去10年一模一样地拉开了序幕。整个上午我都穿着睡衣，躺在沙发里看电视直播的玫瑰花车游行，等着瞥一眼冰雪覆盖的圣贝尔纳尔迪诺（SanBernardino）。凯文和孩子们在厨房里，对着烤薄饼发出欢呼。我喜欢看游行，可它们总叫我眼泪汪汪，而这场游行尤其叫我双眼不住往外冒水。看见大白马，花车，还有胖乎乎的儿童乐队，特带劲儿地走在科罗拉多大道上，脸蛋儿红扑扑，我的鼻子就一阵酸，眼眶里噙满泪水。
出于习惯，我看的是NBC台，只为了听艾尔？罗柯的解说—我真是爱死他了。我的眼睛湿乎乎，鼻子红嘟嘟，多亏了艾尔的冷幽默，我才没哭到四分五裂。没有他，我很可能嚎啕大哭，把孩子吓着。这个早晨，艾尔、白马和儿童乐队，对我别有一番深意。我告诉自己，在这一年里，不管前头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在等着我们，总有些美好的东西不归中国产—玫瑰游行，帕萨迪纳（Pasadena）和艾尔？罗柯就是三个好例子。心念及此，鼻子又酸了。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11）
游行队伍继续行进，电话响了起来，凯文把我叫进厨房。打电话来的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嫁给了一个法国人，从巴黎祝我新年快乐。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聊天，我迫不及待要跟她分享有关抵制中国的最新消息—确切地说，是炫耀。我们先热了热身，接着，我告诉她，新年一开始我们就行动。
她的反应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她哼了一声。
“你会惨到没衣服穿，还会连带着全家破产。”她嘲弄说，“你以为你能靠着美国造满足日常需求？你还真爱做白日梦。那是过去的事儿了。整个美国经济的基础，就是爱买东西的老百姓，而中国造的东西便宜，买起来也就更容易。中国造的一切，人们都包圆儿。”
我赶紧纠正她。
“我不是说我们只买美国产品，而是不买中国造。”我说。
她根本没注意。
“每年夏天我回圣迭戈，都会大包小包地给孩子买衣服买玩具。可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吗？”她说，“就跟白捡似的，差不多不要钱—太便宜了，而且啥东西都是中国来的。但总有一天；中国会因为东西卖得太便宜垮掉的，到时候美国可就遭罪喽，因为他们把厂子都搬到那边去了。”
她的观点似乎是赞成抵制中国货，所以我摸不准她为啥要和我辩。而且她话还没说完。
“中国不会给你什么好处的。”她说，“你等着瞧吧。”
每当有人做出打架的样子朝我走来，我就有点心慌，即便是最善意的质问都会叫我昏头转向。几年前，另有一位朋友建议说，我们把工作都辞了，把钱凑起来，在佛蒙特买一块地，弄个公社，建立委员会，种菜、施肥、搞卫生。我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说。等他第二次说到这事，我恐慌万状。我担心我们会住在冰雪覆盖的围村里，为了拖拉机和山羊开数不清的会。我问凯文该怎么朝这个主意浇冷水。
“就告诉他我们不乐意就得了。”他说。
我完全不明白凯文何以能想出这么个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