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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译】
从事外饰尚为之学的人，贪施伪饰的机心行为日益愈增。
遵循本然之道的人，贪施伪饰的机心行为日益消损；消损又消损，以至达到不主观妄为的境地。
不主观妄为，所以事物无有不妥贴之处。
治理天下，要经常以不骚扰人民为原则，如果经常以繁苛之政扰民，就不配治理国家了。
原四十九章 圣人无常心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注释】无常心：谓无主观任意、师心自用之心。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非某一党、派、集团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人民的民主权利是主，长官的行政权力是仆，人民对于政界的关系，犹如大自然统治宇宙，而不应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所以，经过真正民主体现出的人民意愿、制定的政策法律应该是凛然不可侵犯，任何个人、党派、阶层都没有特殊否决权。故而圣人不以一己之心为心，而以天下人之心为心，不自专快意，不以民众代言人、“人民的意志”自居，不以一己或任何党派、集团的思想意识来强奸民意，而是真正尊从国人的选择。而所谓民族、种族、阶层意志，或者所谓“先进”、“科学”、“神圣”或冠以其他美妙标牌的意志，却是任何时候的阴谋家和所有时代的暴君经常盗用的口号之一。
【漫谈】主义、路线、方法，都只是过河的方式而已。过河是个难题，当然就要加以研究了。问题是研究研究以后，慢慢就会忘记过河这个目的本身，而把目的转移到单纯对船的研究上，而且，沉迷于研究，就会力求越来越完美无缺，结果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形成了即使能涉水过河也成为了非法，甚至于还形成“过了河还一直背着船走路”的后果。
【漫谈】无论是宗教、政治、主义，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幸福的“手段”而已。但是，根本目的却往往被意外地忘却，而作为“手段”的宗教、政治和主义，却常常反过来束缚了人们去追求幸福。这真是颠倒了主次。我们应该时刻牢记，为人们谋幸福乃是最根本目的。但是，如果人民不存在建立服务于共同福祉的某种制度的共同愿望，那么如何使这些制度产生呢？强加于人民吗？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人民的幸福总是比抽象的“真理”或“意识形态”“主义”更重要。脱离民众，虽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也只是空洞的理论，毫无实际的价值。唯有“百姓之心”才是各种判断的基准。与这根本目的、与现实状况不相称的、欠缺灵活性的思想就是教条。脱离这根本目的、脱离现实而死抱教条的作法，就是不以“百姓心” 为基准，而是以教条来裁判人，这样的愚昧悲剧不应再重蹈覆辙了。
俄罗斯民谚说：“眼中有人民，即见真理。”如何对待人民，可说是触及了事物的实质！从这一点来检视领导者，检验他们是真正的良善者抑或伪善者，洞若观火。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漫谈】二战临结束时，丘吉尔在大选中落选，他感慨的言道：“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是“忘恩负义”的民族。”因为，今天不是昨天，功绩与职务是两码事，感情不能代替理智。所以，把管理人民的职务当作财富，来行赏赐功，不但是对人民的蔑视，同时也将成为一个民族的悲哀。孙中山曾说道：“我们是为国民而存，而不是国民为党而存。” 胡耀邦也有句名言：“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
【漫谈】“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是一条社会政治明显的分水岭。正与邪，善与恶，路线政策的好与坏，都将由此而分道扬镳。例如，宋徽宗就是忽视了这一条，从而走向了听之任之的极端。
而另一极端，其行为者则是或真心或假意的越佾代庖主观的造作一救世主来强奸民意。这一救世主的名称，可能冠于所谓精英、天才、龙子、佛、圣等等，也可能随着时代时髦名词的变迁而冠于某个人种、民族、国家、阶级、阶层、集团等等。例如，19世纪直生论漫延至哲学和政治，就是将其推向了这一极端。这种理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目的或有道德意义的前景。进化具方向性，在向着预定目标进步。黑格尔的社会政治论就是基于这样的机械论和目的论而创立的。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宣称，宇宙中存有最高“理性”，它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而显示出一种合理的历程，人类历史正辩证地按其各阶段发展下去。为什么世界历史必须经过这些历程，不得而知。似乎“理性”正努力地去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并将其付诸实践。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在按照这样一个必然的历程在发展，而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则是民族精神。在每个时代，都有某一民族受托担负起引导世界通过它已到达的辩证法阶段的使命。而且，终极的人类存在是国家，而不是个体。国家代表着社会的形态或精神，而国家又是通过一些伟大领袖作为象征的，这些领袖会自然地赢得人们的忠诚。”
这简直就是独裁合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无论是伦理或意识形态，个人对集体的服从是合情合理的，认为这样会使人类向着进步的目标发展。黑格尔的这种伦理学对政治学的关系向世人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伦理问题。假定正当的行为所应该追求的善就是整个集体的、或者最后是全人类的好处；那么这种社会的好处是否是个人所享受的好处的总合呢，还是它根本上乃是某种属于全体而并不属于部分的东西呢？
所谓推进“世界历史必然历程”的原动力，黑格尔把这一最高角色指派给日耳曼人。“日耳曼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黑格尔还称赞卢梭的观点：把总意志和全体人的意志分开。认为，君主体现总意志，而议会多数只不过是体现了全体人的意志。总意志有实现这一绝对真理的那种自由。
这真是一种无上妙品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指你可以不进集中营，这种自由不意味着民主，也不意味任何通常的自由，这些都是黑格尔所鄙弃的。法律的“精神”由君主体现，而被法律所管制的“精神”由他的臣民体现。君主有把有自由思想的臣民投入牢狱的自由。最后，历史终于让希特勒扮演了体现总意志这一角色。
历史就是这样在屡屡向我们提出警诫：把一种理论或主义、思想无论其是谬误或是部分正确部分谬误、或者甚至被风靡为伟大圣明挂着“科学”标牌的理论当成绝对真理，并由各种名目的“救世主”在理性主义冲动的鼓舞下，不容置疑地在其基础之上建立社会政治体系，那将类似于在流沙上建筑大厦，无论其他设计如何精确，也挽救不了它势必倾覆的命运！
胡适在1919年时就觉察到了这种绝对“主义”的潜在危险性，故而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问题与主义》的文章，明确的指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了。”
上类错误的造成，都是因为将筹码押在了知识的确定性和思维的明晰性一边，却没有从意识的整体背景出发，把人类意识作为一个感性和理性、意识和无意识互补的统一整体来考察，来指出单纯逻辑推理的局限性。在探索万物总知识方面，爱因斯坦曾经警告说：“不管我们取得的所有成功是多么巨大，我们确实没有一个可靠的方法或有把握的算法，因为我们必须靠人的可错的思考能力来进行工作。科学的模式远不是冷酷的理性向无情的胜利进军，这只能在蹩脚的科学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