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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椿左思右想一点也没睡着，想来想去竟想起了大大小小十八桩事，一会儿鞭炮就响满整个村子。他爬起来穿戴整齐，隔着窗户一看，啊，好广场大雪。他匆匆忙忙吃了点年初一的饺子，没披任何挡雪的东西，趁着村里人都还没行动，就踏着雪地走出家门。
等到半晌午的时候，天突然晴了，到处都是灿烂的阳光，到处都是洁白的雪，村庄的旧物连同旧事都给这大雪掩埋了，大椿拜完最后一家，很轻松地往回走着。一路上他碰到好几个像他这样提前拜年的人，他们也像他一样的表情，大椿心里想，村里人想到这一层的还真不少哪。大椿嘴里哼的什么小曲，反正看着他很高兴，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一副迎接光明的样子，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
责任编辑 伊丽霞
卡夫卡的内心生活
■ 谢有顺
一
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这并非弗兰茨·卡夫卡的名言，却是最令我难忘的句子之一。它出现在卡夫卡写给自己的好友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同一页纸上，卡夫卡还写下了“我的路一点都不好，我必将（据我所见）像一只狗一样完蛋”这样悲观的言辞。再联系到卡夫卡那些阴暗的作品，许多人据此认为，卡夫卡必定是一个病态而怪癖的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持同样的看法。后来读了卡夫卡生前好友的一些回忆文字，才知道，卡夫卡在生活中是一个精神健康、内心简朴的人。他的朋友韦尔奇在回忆中说：“他身材修长，性情温柔，仪态高雅，举止平和，深暗的眼睛坚定而温和，笑容可掬，面部表情串富。对一切人都友好、认真；对一切朋友忠实、可靠……没有一个人他不倾注热情；他在所有同事中受到爱戴，他在所有他所认识的德语、捷语文学家中受到尊敬。”他的另一个亲密好友马克斯·勃罗德在《卡夫卡传》中也记述到：我总是不断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过书认识他的崇拜者们对他所抱的完全错误的设想。他们以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绝望的。事实恰恰相反，在他身旁会感到舒服。在与亲朋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他能够激越亢奋，直至忘我，这时风趣的话语和开怀的笑声简直是无休无止。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逗朋友们笑。而卡夫卡的女友密伦娜，在一九二一年与卡夫卡关系破裂后，还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我相信，我们大家，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有病，唯独他是唯一健康的、理解正确的，感觉正确的、唯一纯粹的人。我知道，他不是反对生活，而仅仅是反对这一种生活。
可就是这样一个“唯一健康的、理解正确的，感觉正确的、唯一纯粹的人”，却称自己“是完全无用的”，“必将像一只狗一样完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也许我们过去所认识的卡夫卡是被简化过的，真正的卡夫卡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但也有人会说，卡夫卡是怎样一个人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三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一批短篇小说，一些随笔、谈 话录，加上日记、书信，以字数计，对于英年早逝的卡夫卡而言，不能算少，但他生前发表的字数却少得可怜。如果不是马克斯·勃罗德违背卡夫卡的遗愿（“凡属日记本、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等，请勿阅读，并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坚持将他的作品整理出版，今天我们最多只能读到《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这几个短篇小说。然而，这依然不能改变卡夫卡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我是完全无用的。——如同悖谬是卡夫卡作品的经典母题一样，这话用在卡夫卡身上也具有一种悖谬的效果。这个健康的人、合格的工伤保险公司职员、常常能给朋友们以帮助的人，坦言自己的“无用”，更多的是指向他的精神特征。这种无用，与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绝望、荒诞、受难等景象密切相关。或者说，无用正是绝望的表现之一。
卡夫卡似乎在向我们证明，写作是无用的，存在是一种无能。这可以成为进入卡夫卡精神世界的入口。他终生都在描写日常生活的磨难，以及权力系统对一个人的消耗和压迫，卡夫卡把这些归结为是存在的无用与无能对自我的瓦解，他无法使自己获得存在的真实性，也无法找到拯救的力量，绝望就在这时建立起来了。这一切，已经和卡夫卡的为人处世无关，他的写作，永远忠实的是自己的内心，因此，这个在朋友眼中“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的人，才会在日记中悄悄地写下：“我和别人谈话是困难的。”卡夫卡一直生活在现实和内心的巨大分裂和痛苦之中，他一方面在生活中恪尽职守，以期获得上司的赏识和父亲的理解，另一方面却在文字中建筑起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用埃德温·缪尔的话说是“一个地下世界”，“在那里我们感到引力和重力以及每一个物体的物质都远比地上空间的普通世界大得多”；用伊格纳茨·粲格勒的话说，“卡夫卡的世界是地狱前的世界”，不过，卡夫卡没有能力出示拯救的道路，他曾经说过：“我是欢迎永恒的，但发现永恒却使我悲伤。”——连永恒似乎也成了无用的，也就难怪卡夫卡会拒绝发表自己的作品、直至要求销毁自己的所有手稿了，从根本上说，他时刻面临着写作和存在的双重绝望。
更重要的是，卡夫卡是——直带着这种绝望写作和生活的。从无用产生绝望，而绝望给予他力量，这种悖论式的卡夫卡母题，与我们当下的生存和写作，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我记得很清楚，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卡夫卡在中国成了一个嘹亮的名字，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他的象征方式、文体特征、经验记忆、精神线条都被中国作家所热切模仿，他甚至成了中国先锋文学最为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作家格非曾经专门写过《鲁迅和卡夫卡》一文，他从存在学的角度，论述了鲁迅和卡夫卡之间的精神血缘。也就是说，卡夫卡式的绝望和荒谬，同样能在中国心灵中产生回响。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二十多年过去了，谈论卡夫卡的人越来越少，以致现在的中国作家，可以轻易越过鲁迅、卡夫卡等人一直力图克服的障碍，在另一个精神地带安全着陆。
难道卡夫卡的精神难题在当下这个消费社会得到了有效的缓解？没有。它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卡夫卡的预言，他自己“将从一个孩子直接转变为白发苍苍的老翁”。——从精神意义上说，这话已经应验。在中国，卡夫卡就像一个“老翁”一样，正在被新一代写作者所遗忘，那个沉重而绝望的精神包袱，在他们眼中显得多余，身体的狂欢、欲望化的经验、消费主义的景象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写作从内心撤退，开始转向生活的外表，转向可以交换的商业领域。根据罗兰·巴特的研究，现代叙事的起源点是欲望。要生产叙事，欲望就必须可被交换，必须将其自身纳入某一经济系统。巴特深刻地道出了消费社会的叙事处境。我想，可以交换的欲望叙事就是一种“有用”叙事，相比之下，卡夫卡的叙事是“无用”的，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完全无用的”，不能被交换，也不能被纳入经济系统。而这，看似是卡夫卡的悲哀，其实正是他的价值所在：他的“无用”，成就了他在写作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