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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畏”、“三省”的修养功夫，孔、孟、颜、曾提出的当日，也许是准备认真施行的；而当到了后世的理学家手里，便成了传道的教条，专门用以劝诫他人，自己却无须践行了。他们向来都是戴有多副人格面具，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至于所谓“良心责备”，那就只有天公地母知道了，于人事何干？你同这类人讲什么“天地良心”，纵不是与虎谋皮，也无异于夏虫语冰、对牛弹琴了。
“那么，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你李光地可以不在乎陈梦雷，也可以不去管什么“天地良心”，难道就不怕社会舆论、身后公论吗？
那他也自有应对的办法——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厚起脸皮来，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有道是：“身后是非谁管得”？“青史凭谁定是非”？
“私谊、公论全不在乎，身后是非也尽可抛开不管，对付这样的人也真是毫无办法。不过，能够直接决定他的命运的康熙皇帝怎么看他，那他还得认真考虑吧？康熙老佛爷可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
康熙皇帝精于世事，这不假，但他也要分别情况。对于这类“狗咬狗”的琐事，他老人家才不会作兴去管哩！在这个雄鸷、精明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眼里，汉族官员都是一些奴才胚子，一些只供驱使的有声玩具，是无所谓“义”，无所谓“德”的。恨不得他们一个个斗得像乌眼鸡似的才好哩！互相攻讦，彼此监控，那就更容易加以驾驭、钳制了。
本来，对于李光地的心术、品行，万岁爷也好，一般僚属也好，上上下下都看得十分清楚，“若犀燃镜照而无遁形”。全祖望说得更是直截了当：“榕村（李光地号）大节，为当时所共指，万无可逃者”。可是，由于皇帝的百般回护，尽管告讦、揭发者不乏其人，他还是仕途顺畅，一路绿灯，后来以七十七岁高龄卒于任所。康熙帝深情悼惜，无限感伤地说：“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者也无有过于李光地者。”雍正帝对他也十分赏识，即位之前即曾亲笔赐赠“昌时柱石”的匾额，表彰李光地的劳绩；登基后，在日理万机的劬劳之余，还记怀着已经作古多年的李光地，特予追赠太子太傅，并恩准其入祀贤良祠。
原来，在这些封建帝王脑子里，社会伦理学是服从于现实政治需要的。他们所关心的是，你是否效忠于朕躬本身，是否效忠于大清王朝，你为捍卫“家天下”的帝统和巩固皇权做出过什么贡献，是否算得上一个够格的忠顺奴才。在这方面，应该承认，李光地是无可挑剔的。连陈梦雷都曾对康熙帝说过：李光地虽然愧负友人，但“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对于李光地来说，只这一句话就够了，等于加上了千保险、万保险。这也就无怪乎康熙皇帝对这位“真忠臣也”，恩波浩荡，褒赏有加了。从这儿也可以看出陈梦雷的忠厚而憨直的书生本色。这样的“直巴头”来和八窍玲珑、鬼精鬼诈的李光地过招儿，自然是“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了”！你看人家李光地怎么说他：“自甘从逆”，“辜负皇恩”。专拣要害的地方叼，用语不多，却字字着硬。
不算结尾
西哲“读史使人明智”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我觉得，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切入。读史，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的撞击，心灵的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而并非以一个冷眼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驳诘，清算，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拉着他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照鉴各自的面目。在这种重新演绎人生的心路历程中，只要每个读者都能做到不仅用大脑，而且还能用心灵，切实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渗透进生命的体悟，那么，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那么自在，那么轻松了。
责任编辑 晓 枫
滇行散记
■ 高洪波
“曾为十载滇云客”是我一方闲章的印文，请一位精篆刻的朋友刻在一方青田石上，闲暇时拿来摩挲把玩，掌心中便有了一种云南意象。
我曾在云南宜良（旧属曲靖、今归昆明）一处叫做大荒田的军营里生活过十年，以大荒田军营为轴心，对云南的山山水水进行过辐射状的走访，譬如滇南的苦聪山，滇西的腾冲、陇川、芒市及景颇山寨，再譬如西双版纳的基诺山寨、瑞丽的傣家竹楼。走访这些地方时我的身份虽然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位炮兵排长，可这只是具体的职务，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我是以一位业余作者兼军旅诗人的面貌出现的，因此我除了军营战友之外，还多了许多地方上的文友与伙伴。我把云南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每次回到云南，都情不自禁地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会下意识地将青年时期学会的云南话脱口而出，吃起米线来狼吞虎咽，大快朵颐，总之，“我与云南”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迷人的话题。
不久前中国作家协会在云南召开六届五次主席团会议和六届四次全委会，借机重走云南，居然生出若干故事，且听我一一道来。
两本书的背后
在云南期间收到过许多本书，有会议上发的，还有朋友赠送的，这些书照例会打入行李中托运回北京慢慢消受，因为行色匆匆，大多是来不及释读和欣赏的——说来也巧，我偏偏仔细读了两本书，一本是 腾冲农民作家段培东的《松山大战》（云南人民出版社），一本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散文家胡廷武的《九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读《松山大战》适在腾冲采风归来，在昆明仅一日停留，身体有小恙，卧在床上读完这本携自腾冲的书。一读便不能自已，为农民作家段培东投入书中的强烈的民族正气、对史实材料的详尽掌握以及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警觉和批判，“我有的是民族正气和无穷的愤怒”，段培东这样宣称。我“信仰我们的民族。因为她是不可战胜的”！段培东这样答复日本记者。《松山大战》是段培东描写抗战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虽然写作条件艰苦，但这位年近70岁的农民作家不屈不挠，他为家乡和故土的劫难，为乡亲父辈的蒙尘，为不能忘却的纪念，也为了滇西光复而壮烈牺牲的上万英雄。
在段培东的笔下，再现了六十年前那场惨烈的激战，也描绘了日军的凶狠狡猾，更难忘的他笔下再现了战神洪行、儒将彭劢、指挥官宋希濂、抗战县长张问德等罕见的历史人物。《松山大战》让我见识了滇西抗战的悲壮，对曾一度被忽略乃至遗忘的历史，段培东这位我未曾谋面的同行做了忠实的注释，尤其读到他描述一些抗战老兵在“文革”中的命运时，那些老兵用与日寇肉搏的快乐回忆替代不公正的现实，居然如此豁达大度，这就是我们朴实的人民！
胡廷武是近年间崛起的一位散文家，他的作品大多发表在《十月》，每篇均有一个“听”字，听风听雨听蝉听戏听吆喝乃至听歌听鼾，可见廷武有一双好耳朵。此前我对廷武只是闻名，没料想一见如故，他送了一本新书《九听》给我，于是在从昆明飞北京的漫长旅途中，我充分领略到一个阅读者的快乐。廷武把自己的这些文章自诩为“平民的圣餐”，他写的是一些久远的沉淀在自己童年记忆中的人物，他用一种温馨去抚摸他们，去感知他们，这些普通的白马小镇上的乡亲，从大舅赵风枢、舅妈陈小玉，到养画眉的王栓，唱戏的上官月、卖豆腐的许富、音乐老师高悦秋、体育老师公羊德生、生产队长农民王泰阳，直到《听歌》中两位彝族青年歌手阿树和阿樱，胡廷武用极充沛的笔触去描绘他们的生命状态、音容笑貌、举手投足间闪现出边地小镇特有的纯朴，为我们勾勒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镇风情，廷武有浓郁的少年情怀，也更像一个诗情充盈一吐为快的豪客，山川烟雨，故乡峰峦，一入笔下便栩栩如生，回忆造就作家，信然。
曾经是艰苦卓绝的青少年生活，借助回忆的魔力是现出彩虹般的颜色，温暖着我这颗渐近苍老的心灵。譬如廷武写《听雨》一节，写到“四清”时节与农民王泰阳喝干一葫芦酒，雨来了，“开始，我仿佛听见是谁在屋顶上撒出一把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