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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一部体现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婚姻法》，对于这些妇女领袖来说，是一场新的考验。起草小组成员中，真正学过法律的只有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的王汝琪。但是，她们有着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长期做妇女工作，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渴望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感受极深。
她们派出工作组对婚姻问题进行专题调查。据调查材料表明，当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等省已解放的农村中，婚姻案件占民事案件的百分率，少的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三，最多的达百分之九十九。在北平、天津、西安、哈尔滨等已解放的城郊中，婚姻案件少则占民事案件的百分之十一点九，多的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九。在婚姻案件中离婚及解除婚约的，在上述农村中平均占百分之五十四，城市中或城郊中少则占百分之五十一，多则占百分之八十四。离婚原因主要是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重婚、通奸以及遗弃等，女方是原告，提出离婚的占百分之五十八…百分之九十二。
由于刚刚从土改第一线回来，大家相互提供了许多新的情况。
邓颖超说，土改在改正成分时，有些农村拿“破鞋”作为帽子加在一些妇女的身上，或者拿“破鞋”作借口剥夺她们应得的土地权，甚至把这作为打击妇女的口舌，向妇女进行斗争。比如有一个不大的村子，就有八十多个妇女被划为“破鞋”，加上这个帽子剥夺了她们应得的权利，甚至连她们的婚姻自由、选举权、被选举权都被剥夺。可怕的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加以区别。
有些同志谈到，一些地方在土改中，以各种方式干涉群众婚姻自由，统治妇女、不准出村，甚至命令所有寡妇一定要嫁贫雇农光棍，把地富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
还有关于抗属的离婚问题，有些地方抗属提出离婚，没有经得前方军人的同意，便批准离婚；影响了军心。
当时，起草小组主要的参考资料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该条例的基本原则是废除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利益。起草小组在讨论中，一致认为这个《条例》的基本原则是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的，法律基础也比较成熟。
罗琼告诉我：“在起草过程中，大家争论最大的是有关离婚自由问题，一九三一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九条规定：‘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新的婚姻法要不要写进去，大家争论激烈。有的同志反对离婚自由，一种顾虑认为婚姻是人生大事，怕离婚太自由了不利于社会稳定。特别是在农村，离婚自由了，必定要触动到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必然将成为反对派；另外一种顾虑是当时形势发展很快，马上就要进城了，怕进城以后，一些干部以‘离婚自由’为借口，另有新爱，把农村的原配抛弃了。”
结合长期的革命实践，这一次重新起草婚姻法，邓颖超态度鲜明，主张写上“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这一条。
全国妇联档案处保存着一份珍贵的资料：
在中妇委会议发言摘要
邓颖超同志对于婚姻法内“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一条的意见：我主张这一条。理由是中国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的痛苦最多，很多材料可以说明。早婚、老少婚、买卖婚是普遍现象，如不根绝就谈不上婚姻自由，妇女要求离婚，往往不允许，即在党内也如此。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是主要根据妇女利益提出的。如果加上很多条件，基本上要离的还是要离，反而给下边的干部一个控制的借口。过去没有这一条，曾发生很多悲剧。今天规定婚姻法是原则性的规定，破坏旧的，建立新的，就必须针对男女不平等现象，给妇女以保障。
有的同志怕这一条实行起来下边会乱。我认为：
一、过去十年没有这条，下面照样发生两种乱：一种因所谓自由离婚所引起的，一种是不让自由离婚，特别是一方坚持不能离婚发生的乱，而后者比前者乱得更多。
二、过去有一个时期，妇女工作把离婚作为口号，干部鼓动离婚，这个偏差已纠正。我们不能固执行有过偏差而放弃原则。把旧社会推翻，乱是不可免的，群众起来革命，其行动总会有些偏差，这个不用害怕，何况革命的本身就是秩序的建立。要婚姻自由，特别是一方坚持离婚的自由，老区群众觉悟高，有此要求，没有这一条就不能适合群众要求，特别是妇女的要求。新区群众也有此要求。
三、自由是否妨碍生产呢？我认为离婚不自由才会妨碍生产。如果家庭和睦，也不会由于这一条而闹起离婚来。
从新的政治经济基础上来看这个问题与过去又有不同，过去贫雇农娶妻不易，现在则不然。
四、现在各地各级政府法院所积压的婚姻案件，及发生自杀惨剧的，多因一方坚持离婚不能离婚所造成的。证明几个解放区现行的婚姻条例没有规定一方要求坚持离婚者可以离婚的一条，已不能适应群众的需要，故在修改新的婚姻条例上必须加上这一条。培之等同志所提出说明其意见的某些材料，亦正好是成为我的意见的根据哩。
总之我是坚持不加条件“一方要离即离”。至于某些地区不同情况与执行方法上须经过一些必要的步骤等，可以在说明书上加以解释。
妇女同志考虑婚姻条例每条内容，必须从最大多数妇女利益出发，不能从一部分妇女的利益出发，更不能有为了限制或照顾少数男人的观点。其结果，反而对多数妇女不利的。
罗琼说：“当时无论在城市和农村，提出离婚要求的或解除订婚婚约的，主要是妇女。这是由于一部分妇女在家庭中遭受非人生活，所逼迫出来的不得已的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实际上是反映了绝大多数受迫害的妇女的意愿，保护了她们的利益。”
在自己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参与起草婚姻法这一段经历，给罗琼大姐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她说：“那时候的风气非常好，讨论问题时，大家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因为这是为新中国和五万万同胞起草的婚姻法，大家都意识到它的分量。光是框架就推倒重写好几次，每章每条都是字斟句酌。每次讨论都是大家先发表意见，王汝琪做记录；然后她再拿出新整理过的稿子，又供大家讨论。七八个人紧挨着围坐在炕上，西柏坡的冬天还是挺冷的，窗外寒风呼啸，屋里却讨论得热火朝天……”
由于当时中央妇委人手少，还要承担其他大量工作，婚姻法整个起草过程，断断续续，大约花了半年的时间。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一百辆卡车和二十辆吉普车，载着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离开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迎着还带着些许寒意的春风，向着千年古城北平挺进。中央妇委随中央机关一起进京。
《婚姻条例》草案，又经过一番修改，一九五O年一月二十一日，由中央妇委呈送党中央，并附邓颖超亲笔信一封：
毛、刘、朱、任、周并王明同志：
送上中央妇委修改的婚姻条例草案最后
稿，请审阅！
这个婚姻条例草案，曾经过妇委正式讨论
过五次，会后交换意见多次，并另邀请了中组
部、中青委、法委等几方面同志共同座谈过一
次，历时二月有余。几经争论，几度修改，有些问
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争论的主要问题，即一方
坚持离婚，即可离婚，不附任何条件一则。至今
仍意见分歧，尚未能取得一致。对于此点反对者
是较多数人，赞成者包括我及少数人。现为了应
各地的急需，且有关广大群众切身迫切的利益，
不能再拖延不决。故大家商定，一致同意先以现
在的草案，虽然我仍不完全同意，已经妇委多数
同意了最后稿，并将我们不同的意见一并附上，
请中央参阅作最后决定。另送了一份婚姻条例
草案给法委，请法委将意见提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