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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法庭外采访了红柳。
她告诉我，他们是经亲戚介绍认识的，谈朋友的时候就觉得性格有些不合，当时也有些犹豫，但碍于亲戚的面子，还是结婚了。结婚后，发现双方的性格越来越不合。我的脾气大大咧咧，可他作为男人反倒小肚鸡肠，常常为一些小事闹别扭。有了孩子后，又为一些经济问题吵架。吵得你心烦意乱，影响了工作，对孩子的成长也有影响，觉得这日子过得实在没劲儿。几年前就打算分手，可听说离婚即便是双方都同意，还得双方单位同意，开出证明去街道民政科，街道还不是一去就给你办，还得考验一些日子，看两口子是不是真没感情了。我们不愿意把事情闹大，可到单位开证明，非闹得满城风雨不可，所以便拖了下来。前些日子，听说这里有个“便民法庭”，只要双方同意，什么证明都不用，马上可以办理，我们就来了。
我问：“你是怎么看待离婚的？”
红柳说：“离婚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婚姻大事，婚姻大事嘛！谁不愿意和和美美，白头偕老？但两口子既然走不下去了，整天在吵架中生活，还不如好合好散，离了好。”
“现在离婚压力大吗？”
“比原来好多了，人们对离婚的观念，现在发生变化了，亲朋好友都能理解。设立这种‘便民法庭’很好，到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需要单位开证明，可离婚属于个人隐私，多数人不愿声张。闹得满城风雨，也不利于双方以后的工作和生活。”
二十八岁的谢女士和胡先生在“便民法庭”办完离婚手续后，谢女士高兴地从手提包中抓出一把糖果放到法官面前，她说：“离婚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件喜事。我们上大学时相识、相恋，大学毕业后很快就结婚成家。婚后不久发现双方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以及处理家庭关系等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我们两人都很好强，谁都不愿屈从于准，所以婚后经常发生矛盾，彼此感到非常痛苦。”
谢女士和胡先生都受过高等教育，夫妻间出现矛盾时，没有大吵大闹，经过冷静的思考和交流，双方感觉彼此不适合做夫妻，最终选择了离婚。离婚使 他们解除了痛苦，重新找到了自我，重新获得了追求完美婚姻的权利。所以，他们认为离婚也是喜事。
好几对名人夫妇像聂卫平、王刚，也是选择在“便民法庭”办理离婚手续的，前后不到一个小时，等媒体闻到风声，匆匆忙忙赶来想抓点“新闻”时，他们早已离开了。
安振颖法官手头有个统计，今年一、二月份她共经手办理离婚案件一百四十件，其中因夫妻性格、脾气不合离婚的五十五件；因家庭琐事（包括孩子教育、生活习惯、婆媳关系等）离婚的六十件；因长期分居离婚的十二件；因“第三者”插足离婚的三件；因性生活不和谐离婚的二件；其他原因造至离婚的八件。
“便民法庭”三个审判员、两个书记员，处理的案件数额占全院民事案件的百分之四十。刘珍说：“‘便民法庭’实行‘模式化’管理，方便当事人，提高办案效率，同时还节约了司法资源。”
“便民法庭”是一个窗口，在这里我们看到人们对婚姻质量的关注，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离婚的宽容；
“便民法庭”同时也让人深思，在社会多变的价值取向面前，婚姻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懒得离婚
离婚制度是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离婚是一种民事权利，对过错行为的法律调控。
离婚，作为社会最小的细胞——家庭的裂变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一直被人们所关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经出现两次离婚高潮。第一次，发生在—九五O年《婚姻法》颁布后，一九五三年，全国各地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高达一百一十七万件，形成了解放以后第一次离婚高潮。第二次，则出现在一九八O年第二部《婚姻法》实施后，离婚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据法院系统的统计表明：一九九九年，各地法院受理了一百一十九点九万件离婚案，比一九八O年的二十七点二万件翻了两番，年均增长百分之八点一。其中，一九八O年至一九九O年为急剧增长期，年均递增达百分之十一点六。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尽管增幅有所减缓，但仍在稳步上升，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九年，离婚案的审理数年均递增百分之四点四。另据民政部门统计：一九八O年到民政部门办理协议离婚的为十八万对，到一九九九年，已上升至四十七点七万对，年递增均为百分之五以上。
综合性的数据表明：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国结婚的人数正在稳步下降，而离婚人数却在逐年增多。一九八一年，我国结婚人数为一千零四十点三万对，法院受理的离婚人数为三十八点九万对，离婚率为百分之三点—匕；一九九五年，结婚数下降到九百三十四万对，法院受理的离婚数则上升至一百零五万对，离婚率剧增至百分之十一点三；一九九九年，结婚数减至八百八十五万对，法院受理的离婚数却增至一百一十九点九万对，离婚率接近百分之十三点六；二OOO年，全国结婚数只有八百四十八万对，法院受理的离婚的夫妻则增加到一百二十一万对，离婚率爬升至百分之十四点三。
曾经在一个时期，离婚率的高低被看作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低离婚率被政府、被媒体宣传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优越性。
其实，离婚率的高低，并不能说明社会制度的进步还是落后，也不能证明婚姻质量的好坏。同样是西方发达国家，有的离婚非常自由（例如美国某些州），有的手续极其麻烦（例如比利时，离婚将耗时十年以上），有的则完全被禁止（例如意大利）。
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离婚率是解放以来最低的，而这个时期的法制建设恰恰是最糟糕的，是人权最没有保障的时期，谁能说“文革”时期，我国人民的婚姻质量是最高的吗？
离婚率是诸多社会因素的综合产物，而不仅仅是情感的因素。
华东政法大学张贤玉教授说：“离婚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它是个中性行为，像天要下雨一样，它是坏事还是好事？该下的时候它下了就是好事，不该下的时候它下了就是坏事。如果离婚是好事，就应该号召多离婚；如果离婚是坏事，干吗还从法律上保护离婚的权利？”
本来，离婚自由是结婚自由的必要补充，两者都是婚姻自由不可缺少的内容。它们从不同的前提出发，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关系。
但是，对于中国的家庭来说，没有哪件事比得上离婚更显得沉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京城曾经出现一个轰动一时的“秦香莲上访团”。
一面红色的小旗上，写着“秦香莲上访团”六个字，小旗旁簇拥着十几个脸色憔悴、神情忧悒的女人。今天到全国妇联，明天又到最高人民法院……
上访团的“团长”名叫薛桂荣，是北京一家服装 厂的女工。二十二岁那年，由父母包办嫁给了同厂工人黑冠宇。二十多年了，日子尽管不是过得有滋有味，一家人却也相安无事。
谁料，年过半百，孩子也快成人了，黑冠宇在家里话却变得越来越少，后来发展到三天两头不着家。薛桂荣起了疑心，开始做起了“侦探”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再狡猾的狐狸也终究要露出尾巴——原来，黑冠宇在外头已经有了相好了。这不是反了吗？薛桂荣的火暴性子上来了，先是将娘家人召来把黑冠宇揍了个鼻青眼肿，然后再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一裹而尽，自己搬到厂里住了。
不久，黑冠宇便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离婚。离婚，薛桂荣一听，火冒三丈。你在外面搞女人，还要跟我闹离婚，没门！我非把你搞臭不可。
从此，薛桂荣开始告状，妇联、法院、公安局到处都有她的足迹。慢慢的薛桂荣发现，每天到妇联、法院、公安局告这种状的，还有不少同她一样命运的女人。大家在一起一交流，泪是同样的泪，仇是同样的仇，都是因为丈夫花了心，或在外面拈花惹草，或已另建“爱屋”。说到伤心处，一个个哭得比“秦香莲”还凄惨。哭，哭能救得了自己？薛桂荣最看不起眼泪了，于是，她倡议大家团结起来，组织一个“秦香莲上访团”，联合上访。同是天涯受苦人，姐妹们自然再愿意不过了，并以百分之百的选票推举薛桂荣为“团长”。
从此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