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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
二、关于“加大离婚难度”
有人以为，离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我想这一判 断有一个前提：婚姻关系本身是社会稳定的因素，对它的破坏，就是对社会稳定秩序的破坏。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已婚者与未婚者相比是社会稳定的因素。他们有配偶子女的牵制，有责任在身，比较不容易去做冒险的事。但是一个人的婚姻状态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直接和明显的。已婚者也会犯罪，也会参与导致社会动荡的事情。未婚者大多也是循规蹈矩的人，不一定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进一步说，已死亡的婚姻关系的解体也许不仅不是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而且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因素，是降低人际关系冲突紧张程度的一项措施——把关系十分紧张的两个人拘禁在旧有的关系中，会使紧张加剧；而如果解除了这两个人的关系，倒可能消除紧张程度，也就降低了发生危险冲突的可能性。此外，离婚后的双方还有可能建立新的和谐的婚姻关系，从这个角度就应认为离婚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三、关于“惩办第三者”
有人提出，针对婚外情这种破坏他人婚姻的行为，法律应当规定要求停止损害，赔偿损失。如果婚姻法做出这样的修改，可能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婚外情是双方当事人双方都有责任的事，只惩罚第三者是不公平的。
其次，中国的这一发生率可能要低得多，但是假使只有20％的人搞婚外恋，这一法律执行起来的调查取证工作量也会达到天文数字。社会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去调查婚外恋恐怕可行性不会很高。
第三，制裁第三者的立法思路不利于与国际惯例接轨。
综上所述，我的意见是不增加惩罚婚外情的法律条文。按照世界通行的做法，对婚外情最好的惩罚办法就是离婚。
四、现代社会中冲击一夫一妻制的新思潮
在当代西方，一种新的社会理论——酷儿理论——正方兴未艾。酷儿理论家提出了许多重大的带有颠覆性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一个社会必须实行一夫一妻制？为什么不可以有开放的人际关系？为什么非要孩子不可？等等。这些理论绝不是少数激进分子凭空幻想出来的，它是人们社会实践的直接反映，它是人们新创造出来的人际关系对传统的挑战。
现在已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的人们在尝试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例如在北欧国家，不婚同居者已经达到近50％。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宽松气氛也已经使“文化革命”中残酷不通人情的做法 （包括离婚官司一打十几年；对婚外恋实行法律或行政处分）慢慢消失了。人们开始呼唤人性，崇尚理性。在修改婚姻法时，我们要警惕倒退。
对修改婚姻法的五个疑问（摘要）
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一、为什么不再严厉些？
例如，为了防止“走西方性解放的老路”，为什么不干脆把搞婚外恋的人判刑、枪毙？为了防止“草率离婚”，为什么不规定必须分居5年、10年？显然，人们还是有所顾忌的。那么，我们到底顾忌什么呢？
如果是顾忌“法不责众”，就等于承认这样的修改并不代表全体人民；如果是顾忌到与现行《婚姻法》的冲突太大，则等于承认倒退得太多；如果是顾忌“执行难”，那么就是说，连执法者也不见得支持；如果是顾忌到惩罚太重，就等于承认道德义愤不能通过立法束发泄；如果是顾忌到人类生活的多样性的话……哦，不会的，凡是顾忌到这一点的人，都不支持这样的修改。
二、到底依据什么？
我相信，人们一定拥有大量的例子，来证明修改是正确的。可是，他们说的究竟是“有些人”，还是“所有人”？例如，毫无疑问有些人是草率离婚，但是所有的离婚者都草率吗？
作为一个法律，怎么能够依据“有些人”的情况，来制定出一个针对“所有人”的规定呢？
三、拿什么来惩罚，又惩罚什么人？
修改意见提出：夫妻双方有互相忠诚的义务。那么违反了会怎么样呢？哈哈，原来是罚钱，就像“互相忠诚”也可以一斤一两估价、卖钱一样！
我只想问一句：如果有婚外恋的人愿意花钱买离婚怎么办？这样的修改还能防止有钱人的“性解放”吗？我衷心地希望谁都不是想专门欺负穷人！
四、定了义务，那么权利呢？
所谓“互相忠诚的义务”，显然说的是不能跟别人过性生活。可是，法律可曾保护过我们的夫妻生活的权利？例如，我想跟丈夫／妻子过性生活，却遭到拒绝，我当然不会去强奸他／她。可是我的那个“互相忠诚”的义务，难道就一点点都不能随之改变吗？难道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律还能容忍一种没有相应权 利的义务吗？或者说，难道我为了履行“互相忠诚的义务”，就应该去犯“婚内强奸罪”吗？当然，还有一个合法的解决途径：离婚。可是还要分居3年才行。这，恐怕将是“尼姑和尚主义”的伟大胜利。
五、女人就是铁板一块吗
有人认为，这样的修改可以维护妇女的权益。可是，女性里就没有“草率离婚”和婚外恋吗？男人就没有被抛弃的吗，
恕我直言，我们最好不要犯两个低级错误：
不要把男人不分青红皂白都看作“色狼”、“花心”，而天下女人都是“秦香莲”；
不要把那些不符合传统道德标准的女人，通通排除出女性。 在这场论争中，如果说李银河是社会学界一方的领衔者的话那么，徐安琪则是一名主力战将。她多次发表文章，接受记者采访，阐明自己观点。徐安琪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上海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她与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叶文振合著的《中国婚姻质量研究》一书，在社会学领域里颇有地位。
二OO一年岁暮，趁去上海出差的机会，我专门采访了徐安琪。
采访是在社科院社会学所那间简陋的会议室进行的，窗外飘着细雨，屋里没有暖气，我们之间的交谈便显得十分冷静。
徐安琪说：“我已经搞了二十年的社会学，主要偏重婚姻家庭问题。对这次修改婚姻法很关注，也很担忧，怕倒退。尽管我不是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但有些话不讲不行。
“为什么要修改婚姻法？时代在变革嘛，原来婚姻法的一些条文，已经不适合时代和民众的需求了。法学界有些同志认为，五十年代我国出现第一次离婚高潮，是为了反封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离婚率居高不下，是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自由化的影响，草率离婚，不负责任。所以新的婚姻法应该增加离婚难度。关于增加离婚难度问题，前些年就已经有人在呼吁了，《中国妇女报》发表了不少文章，都是讲要限制离婚。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要科学地看待离婚率，‘文革’时期离婚率是最低的，那时候离婚比登天还难，你能说那时候的政治状态和社会状态好吗？所以我特别强调要正确地估计中国的婚姻现状，没错，这几年的离婚率是在提高，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时代在变迁，观念在变化，整个社会对离婚已经比较宽容。以前对离婚是社会整体控制、单位还要进行行政干预，如果你是党、政、军干部或者国有企业正式职工的话，离婚对个人的前途还要受影响。现在这种功能在弱化，离婚的成本降低了。
“还有个‘第三者’问题，有人把它看成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简直是一种无知。‘第三者’不是什么新生之物，一直就存在，我做过调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种现象都有。现在有草率离婚的，但不能都归罪于‘第三者’。所以，这次修改婚姻法，我特别强调要正确估计我国现阶段的婚姻状况。有人为了证明离婚的危害，说‘离异家庭的子女百分之三四十都走上犯罪道路’，这显然是夸张了。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离婚太容易，而是凑合的婚姻多、离婚难的问题。”
徐安琪认为社会学者参与修改婚姻法很有好处，可以使这部涉及面最广的法律更加科学、更加全面……
法学界自然不甘沉默，他们把修改婚姻法当成自己的一项神圣使命，对于社会学者、伦理学者的一些观点，针锋相对地给予辩驳：
《认识上的几个误区》（摘要）
巫昌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修改婚姻法以来，社会上流传着种种说法，其中有媒体炒作的原因，也有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