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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国，当时是婚姻法修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她说，康克清大姐那些日子特别关心婚姻法修改工作。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座谈会，康大姐也来了。会上关于婚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康大姐听得很仔细，还不时在本子上记着。休息时，康大姐问她：你觉得婚龄多少比较合适？她说：我们一直在提倡晚婚晚育嘛，我觉得年龄大一些比小一些有好处。康大姐马上说：“我们光考虑城市青年不行啊！农村青年怎么办？非要那么大才能结婚，他们等不及了，只好不登记，非法同居。”
这次婚姻法的另外一个重要修改内容是有关离婚的条件问题。
一九五O年《婚姻法》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这实际已经体现了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破裂主义”的离婚原则（“破裂主义”是指以夫妻双方婚姻关系破裂、无法维持共同生活为理由，夫妻一方或双方均可要求离婚）。
正是有了这一条规定，使当时众多的深受封建婚姻迫害的妇女，摆脱了痛苦婚姻的枷锁。但是，随着五十年代初离婚率的急剧攀高，社会对于离婚的承受能力变得脆弱起来。到了“文革”期间，离婚竟被极“左”思潮看成为“资产阶级思想”、“道德败坏”、“当代陈世美”的代名词。那时候谁要是提出离婚，不让他（或她）剥层“皮”，也得把他（或她）闹得满城风雨、身败名裂不可。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一直都坚持宁严毋宽的原则。当时，如果是国家干部或党员提出离婚，法官十有八九要拿出的“杀手锏”是：“你是要公职、党籍，还是要婚姻自由？”有的地方甚 至把要求离婚的人员集中起来，办“斗私批修”学习班，改造思想，直到把离婚申请撤回为止。在那个“无法五天”的年代，连国家主席的性命都得不到保护，《婚姻法》自然也成了一纸空文。
关于离婚的条件问题，实际上从一九五O年《婚姻法》公布不久，就产生了“理由论”和“感情论”之争，二十多年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理由论”坚持离婚必须有正当理由为原则，即理由正当准予离婚，理由不正当不准离婚。如被包办的人提出离婚，应该给予批准；有喜新厌旧的人提出离婚，则不予支持。“感情论”则看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如果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不论什么理由，都应准予离婚。这是从婚姻的本质出发，婚姻既然已经死亡，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解除这种已经死亡的婚姻，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婚姻道德的，它对于社会和个人也是有利的。
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法制委员会在《有关婚姻法实施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阐明：“有正当原因不能继续夫妻关系的，应作准予离婚判决；否则也可作不准离婚判决。”一九五三年法制委员会再次对有关婚姻问题解答时，把“有正当原因”，改为：“如经调解无效，而又确实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的，应准予离婚，如经调解虽然无效，但事实证明，他们双方并非到确实不能继续同居的程度，也可以不批准离婚。”在这里，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则成为准予离婚的条件。一九六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感情是否完全破裂”的离婚标准。对于那些感情尚未完全破裂，经过调解、教育有重新和好可能的，不要轻率判决离婚；而那些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确无和好可能，法院应积极做好坚持不离一方的工作，判决离婚。一九七九年全国第二次民事工作会议，把“要以夫妻关系事实上是否确已破裂，能否恢复和好”定为离婚条件。这里，用“夫妻关系”替代了“夫妻感情”。而事实上，感情是维系夫妻关系最重要的因素，夫妻关系破裂肯定感情也已经破裂。
修改小组在拟定的草案中，将原第十七条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改为：“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首先进行调解，如调解无效，应根据夫妻关系是否已经破裂，能否恢复和好，作出准予离婚或不准予离婚的判决。”
为什么作这样的修改呢？
杨大文教授解释说：“第一，考虑到当时我国的婚姻状况已经完全不同于建国初期，那时要求离婚的主要是旧社会普遍形成的封建包办婚姻，提出离婚诉讼的绝大多数是受压迫的劳动妇女。建国三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妇女大量参加社会劳动，男女政治、经济地位平等，妇女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纯属强迫包办的婚姻，即便‘文革’期间有所回潮，但毕竟比起解放初期来要大大地减少。第二，从多年的审判实践中体会，离婚案件一般比较复杂。有些——方坚决要求离婚而判离的，对夫妻双方，特别对女方及子女确实有利；但也有判不离的，反而比较好。也有不少要求离婚的夫妇，经过一定的工作，又和好了。所以草案作了这样的修改，可判离也可判不离。”
在征求意见中，对这一改动，有的基本表示赞成，但认为离婚因素复杂，不能仅以夫妻关系破裂，能否和好为标准。建议将这一条修改得原则一些。也有的提议，断绝了夫妻关系三年以上的，应准予离婚。也有对这一改动表示不赞成的，认为现在有相当大量的夫妇凶杀案，是因为夫妇关系已经破裂，但法院却拖而不判或判不准离婚造成的。有人说这种做法是“从过去的父母包办，改成了国家包办”。
草案还对其他十个问题作了修改。
一九八O年九月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婚姻法》，并于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起正式实施。
如果把一九五O年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看成是照亮了共和国法制天空第一道曙光的话；那么，一九八O年共和国第二部《婚姻法》，则是共和国恢复法制建设的新举措之一。
一九八O年《婚姻法》共五章三十七条。它是一九五O年《婚姻法》的继续与发展。说它继续，因为它继承了一九五O年《婚姻法》行之有效的部分；说它发展，是指它在一九＇i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根据三十年的实践经验和当时的国情作了补充和修改。
关于名称问题，修改小组曾将草案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法》，理由是婚姻和家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行婚姻法实际也包括家庭内容。且现实生活中家庭问题不少，需要有法可循，加以调整。全国人大在讨论时，认为草案中有关家庭部分虽然比现行婚姻法有所增加（如对子女教育、 计划生育、赡养老人等），但仍显得不够。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个名称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仍保留原名称。
建国三十年来，中国的婚姻家庭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纳妾、童养媳陋习已基本绝迹，男尊女卑、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现象在六七十年代也已不是主要倾向。新《婚姻法》在总则中删去了废除“男尊女卑”以及禁止“纳妾”、“童养媳”和“干涉寡妇婚姻自由”，而在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一款中增加了“老人”，同时增加了“实行计划生育”。这意味着中国的家庭关系将注入更多美好的伦理、道德和责任。
对于一九五O年《婚姻法》中关于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原则，在讨论中，各方意见一致。不一致的是对“婚姻自由”的提法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将“婚姻自由”改为“婚姻自主”，持这种意见的认为新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男女婚姻自主”，这种提法比较好，可以避免有些人用婚姻自由的名义，乱搞男女关系。另一种意见主张保留“婚姻自由”的提法，持这种意见的认为，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方面的含义。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根据地的婚姻条例和现行的婚姻法都采用“婚姻自由”的提法，这种提法，并不是资产阶级的轻率的结婚、离婚，而是指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的封建束缚，是指摆脱追求物质金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含义深刻。新《婚姻法》依然保持“婚姻自由”的提法。
新《婚姻法》实事求是地确定了婚龄。将一九五 O年《婚姻法》规定的婚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