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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又说回来，你自己为什么就要忍着呢？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虽然有了新婚姻法，但中国还没到能把法律和道德分开的程度，我办案子也是这样，尽管可以替当事人解除死亡婚姻，却绝不在道义上支持有过失的一方，我自已是研究生毕业，又在研究机关里工作了二十多年，想跟农村的老婆离婚，那还不是标准的“陈世荚”吗？也许有的人觉得为了离婚当“陈世荚”也情愿，不少人也就是这么干的，可我却不能。我有我的事业要干，我替别人打离婚官司，“主离派”的名声在外，我要闹离婚，有人就会说你小于的“感情说”原来是为自己服务的，这样就把事情整个庸俗化了。我宁可忍受，也不愿玷污了我的观点。不仅忍受，我还得牺牲更多一些东西，把老婆从农村调到京郊，我也从市中心迁到郊外，死心塌地地维持这个家庭。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办我的案子，写我的文章了。其实，中国有许多人都是和我一样走着这条不得已的生活道路的。世上总得有人背十字架，我已经背了大半辈子了，也就不在乎剩下的那点路了。也许我们多背一程，将来的年轻人就能早一天把它卸下来。我们这一辈人少替“陈世荚”当替身，中国人兴许会早一点把他忘掉呢。
李勇极的内心独白，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相当一部分人心理的真实写照。他们崇尚婚姻的本质是爱情或感情的理念，但是，当他们的这种理念与自己的家庭实际相违背时，迫于社会、舆论等诸种因素的压力，他们又没有勇气高举起“离婚”的旗帜。于是，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内心上演着一部悲剧……
第四章
嬗 变
一九七八年——后来，人们习惯于把这一年称为拨乱反正关键的一年，改革开放起步的一年。 这一年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孕育着无限的生机，都成为一种标志，都预示着一场新的嬗变即将到来了！
这一年，对于中国妇女运动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年。九月，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十年浩劫后第一次以全国妇联名义召开的大会。大会议定全国妇女新时期的任务，发出了“四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化”的号召。
也就在这次大会上，许多代表提出，一九五O年颁布实施的《婚姻法》，时过三十年，社会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婚姻法》一些条文与当前婚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不相适应，必须尽快进行修改。
十月七日，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再度建议修改婚姻法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汪副主席并
华主席、党中央：
今年八月，我们向中央送了关于修改婚姻法的请示报告。九月全国四次妇代会上，许多代表建议尽早修改婚姻法。为此我们再度提出这项建议，理由是：
一、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新宪法的精神不相符合。这个婚姻法是一九四八年底一九四九年初，由中央妇委会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法制委员会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与全国妇联一起，共同修订。一九五O年五月一日颁布的。这个婚姻法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矛头是反对封建，因此法律条文规定保护私有财产，承认财产继承权。这样的总精神与新宪法的精神不相适应。
二、有些具体规定，与党的政策不相符合。例如婚龄问题。当前我们提倡适当晚婚，但婚姻法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可以结婚。干部在群众中提倡晚婚时，群众反过来批评干部违法。至于适当晚婚，究竟多少岁才算合适，目前界限不明。各地各自规定“土政策”，又缺乏宣传教育，群众颇为反感。非法同居、未婚怀孕的现象不断发生。因此婚龄问题必须适当地修改。
三、修改现行的婚姻法，颁布社会主义的婚姻法，是适应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进行的必要的改革。
目前二十几岁的青年，很多没有受过婚姻法
的教育，不少人甚至不知有婚姻法。多年来，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买卖婚姻和
变相买卖婚姻泛滥城乡，因婚姻而索取大量
财物和铺张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在许多农
村里没有上千元不能结婚，在城市也发生了
类似现象。不少贫下中农、职工群众因而负债
累累，甚至有人走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违
法乱纪的犯罪道路。
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童养媳、换亲、转亲、租
亲、重婚、拐骗妇女等现象。有些地方连续发生
青年男女因婚姻问题而自杀、集体自杀、被杀
等案件。
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千家万户为婚姻
问题发愁。广大群众迫切要求颁布社会主义的
婚姻法，以便有法可循，有利于树立社会主义
的婚姻制度，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大干快上的
积极性。
为此我们建议由民政部牵头，联合法院、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青、妇等有关单
位，组成修改婚姻法小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着手修改婚姻法。今年国庆节，乌兰夫、姬
鹏飞副委员长，曾同我谈过，要妇联来牵头，迅
即着乎修改婚姻法。我们是群众团体，是否合
适，请中央考虑。如果中央指派，我们当尽力而
为。以上建议，当否，请予批示。
康克清
一九七八年十月七日
报告先是列举了修改《婚姻法》的理由，主动建议由民政部牵头组成修改小组；但又点明乌兰夫、姬鹏飞两位副委员长希望由妇联来牵头，考虑到妇联是个群众团体，牵头做这样的工作是否合适，请中央定夺；如果中央决定由妇联牵头，妇联将全力以赴。无论是行文、措辞、逻辑，从哪个角度讲，这个报告都写得十分得体。
当时中央政治局分工汪东兴主管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的工作，汪在请示报告上批示：“请华主席、叶 （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审批。我意可由妇联牵头。”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均圈阅表示同意。
根据党中央的批示，十一月三日，全国妇联邀请民政部、卫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解放军总政治部、全总、团中央等单位的负责人协商，决定成立修改婚姻法小组。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任组长，李金德（民政部副部长）、何兰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宝光（全国妇联副主席）、王汝琪（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任副组长。修改婚姻法小组下设办公室。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名的婚姻法专家杨大文告诉我：“一九七八年，我获得了新生；我真正与婚姻法结缘，也是始于一九七八年。”
采访杨大文教授也是费了一番周折。一是他太忙，要想“逮”住京城法学界这位“大腕儿”级人物，并不是那么容易；二是他对于我这么个军人要写什么有关婚姻法的报告文学，似乎总有些不太相信。也是好事多磨，从春天到秋天，几经联系，杨大文终于接受了我的采访。
杨大文个头不高，穿着一身合体的西装，发型经精心梳理过，显得十分审慎而又有气质。握着杨大文的手，我说：“您是婚姻法学界的‘大腕儿’，采访不到您，我这本书也就写不下去了。”杨大文笑了：“为了你的这本书，再忙，我也得接受你的采访。”
杨大文一九三三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少年时期，正逢抗战，全家随当会计师的父亲，奔波于上海、兰州、重庆等地。他的中学学业是在贵阳花溪的清华中学完成的，在学校里，他还参加了一些进步学生的活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野军政大学五分校到学校招生，杨大文报名从军。由于他年龄小，入伍后又被分到十七军文工团，演过小戏，但更多的是做群众工作，在安顺地区参加了清匪、反霸、减租、土改运动。一九五二年九月，杨大文被选调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当时人大教学基本上用的是前苏联的教材，杨大文学习刻苦在系里是出了名的，几厚本的苏联民法典那时他基本都能背下来。毕业后，杨大文留校当助教，讲授苏联民法典（包括婚姻家庭法）。“文革”中，杨大文被发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