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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要斗私批修。” “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有计划生育。”
那是个被扭曲的时代，在婚姻家庭领域里起着主导作用的是“政治第一”、“阶级斗争为纲”、“唯成分论”。在那个年代，“爱情”成了最肮脏、最可，怕的两个字眼儿，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贪图腐化”、“生活作风问题”的代名词。
一九八O年，北京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遇罗锦离婚案，以至于，后来它成为“文革”婚姻的一个焦点，“文革”婚姻的一种标志！
遇罗锦出身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哥哥遇罗克，是北京人民机械厂青年工人。“文革”初期便写出《出身论》，因反对血统论，反对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的封建主义倒行逆施而遭逮捕，被处死刑。遇罗克被捕后不久，红卫兵在遇罗锦的二十几本日记中，找出几句所谓的“反动言论”，北京市公安局将她定为“思想反动分子”，送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一九七O年三月，劳改农场解散，遇罗锦又被转到河北临西县插队落户。那里的工资值多年没有超过一毛钱。迫于生活，，她嫁到黑龙江省的一个较富裕的农村，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结婚。由于没有感情基础，在忍气吞声中过了四年后离婚。
此后，她种过地、干过临时工、当过保姆，也当过无业游民（从东北回到北京）。一九七八年七月，经人介绍，她与北京某厂工人蔡钟培结婚，调回北京。一九八O年五月，遇罗锦上诉离婚。她是这样介绍这起离婚案的前后经过的：
我和蔡钟培的离婚案公之于众后，引起了不同的议论，大抵有这样几种说法：
“没有爱情的婚姻早该结束了！”
“已经结婚了，就应当凑合过下去。”
“地位变了，就和人家离婚，太缺德了！”
小小一件离婚案，居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在我们国度里说奇怪其实也不奇怪。
没有爱情的婚姻该不该凑合一辈子？我要求离婚是否缺德？为了使关心这件离婚的同志更好地讨论，我将自己结婚和离婚的有关经历公之于众。
经人介绍，七八年七月，我和蔡钟培结婚了。我们各有三图。他图我：一、我永远不想生孩子。二、介绍人是他二十年的师傅，介绍人说我很能干，在经济上决不会亏累他，他很相信并也看出我不是懒虫。三、他认为我的外表和他原来的爱人不同，他喜欢学生样的人，尽管他出身城市贫民，只有初中文化，但他却希望女方是知识分子。
我图他：一、他有个孩子，而且从小就和她奶奶单过，我很满意。在蔡之前，有人介绍过几个对象，对那些结过婚的人，我总有思想负担——要不要孩子呢？若不要，男方是不干的。要啊？谁整天抱啊哄啊？有多少钱去养呵？所以，他的情况我满意。二、他有间房，我可以有落脚之处。倘若他没这间房，倘若我必须和他母亲、孩子一起过，他再好，我也不会和他结婚。三、他给我的印象还算老实、忠厚、正派。但我并不认为他是我理想的爱人，我也不相信在当时能找到理想的、情投意合的爱人。为了生存，我被迫作出了与蔡结婚的错误选择。
我们的物质生活一直是不错的，但我们唯独缺乏精神生活。结婚以后，我有意识地培养我们的感情。买电影票、戏票、看球赛、远游，试图谈点什么，可是结果怎么样呢？
比如，我爱看的电影，他不爱看。我爱看《沉默的人》、《苦海余生》之类，他却觉得没意思。我们一起去看《瞧这一家予》，走出电影院，我说：“张岚演的真逗。”“张岚？张岚是不是演胡主任的那个？”“你怎么看的呢？可惜你还笑了半天！”
游玩只去过香山一次，我再不想去了。不论是去香山还是散步，我都觉得索然无味。谈话谈不起来，赏景也赏不到一处。我心里想的是这片景色多美多静，他却忽然用那大咧咧的神气说：“前几天我们那脚手架上掉下一个人来。”或者：“昨天我路过菜市场，那儿正卖处理黄花鱼，我真想去排队。”我不由得奇怪，他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么一句话来？由于我不喜欢他、不佩服他，甚至厌恶他，因此在夫妻生活上，也始终不和谐。
因此，我给自己做出结论，我对蔡的感情，只是和一般人一样的感情，而没有爱人的感情。我们后来所以不吵架，也只是冷到无架可吵的地步。我们的生活内容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没有别的。我应当结束这种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我必须要顶住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我试探性地迈了一小步，并未提出离婚，只是找了一间农民房住了。
这一小小举止果然引起家中轩然大波。父母、弟弟都反对。母亲说：“什么爱情、幸福，都是小说里的话，我和你爸爸还不是凑合过来的！”
不错，在我们周围的人，凑合的夫妻何其多也！他们愿意凑合，当然无可非议，但是干吗又非要指责不愿凑合的人呢y这和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人们宁愿听吵架，宁愿看到别人不和，宁愿去议论某某夫妻各有情人，也不愿别人光明正大地离婚、和平地离婚、光明正大地去找和自己情投意合的人吗？
于是我在去年五月初中诉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说明了上述的离婚理由：言谈、志趣、爱好不一致，由此没有更深的夫妻感情。
有人问我：“你所追求的是什么？”
我想，我所追求的无非就是像人那样正常地生活。爱情只是正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所希望得到的爱情，和那些有爱情的家庭没什么两样。
……
而蔡钟培在接受《民主与法制》记者的采访时却反映了完全不同的情况：
“……1979年5月，遇罗锦问题得到平反。7月，她上班工作。1979年10月，遇罗克的问题得到平反。1980年3月，遇罗锦做第二次人工流产于术。3月31日（她生日），我还给她送了生日礼品。4月 6日，在事先没有争吵的情况下，她突然出走。我下班回来，看到她留的一个字条，上面写着：‘我找了间农民房，我不回来了。’很简单两句话。这个字条我已经交给法院。4月25日，她又回来，我们还同居了。5月 3日，我们还一起到三里屯电影院去看了一场电影《蝴蝶梦》。5月15日，我突然接到朝阳区法院的通知，审理我们的离婚案。这一切发生得这么突然，对我打击很大。”
“遇罗锦认为我是只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和 ‘两毛五一斤处理黄花鱼’的人，这可以到我工作的单位和住处的邻居打听打听，看我是不是那种人。我不愿自我吹嘘，我只是一个愿为四化尽自己一点微薄力量的工人，但绝不是遇罗锦所讲的那种人。”
“我们在婚后两年多，齐心协力办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把遇罗锦的户口调到北京。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我们的社会还存在一些不正之风。在这种情况下，把一个黑龙江的农村户口调到北京，是十分不容易的。为了托人情、找关系，花了不少钱，我把自行车和穿的一些衣服都卖了。第二件事，就是帮遇罗锦找工作，也费了不少周折。开始做这个临时工，那个临时工，最后得到平反才回到玩具六厂。第三件事，是为遇罗克平反。这当然应该归功于党的政策。但是，一开始，为了争取遇罗克早日得到平反，我跑了检察院、公安局等好多个单位，申诉，催促。‘文革’中我们家的许多人也受到了冲击，有挨批的、挨斗的、挨打的，我能理解这件事的意义，不仅是为了同情遇罗克，也是为了遇罗锦和我们一家的前途。两年多时间内，办了这样三件大事，证明我们婚后并不是如遇罗锦说的想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而是有许多共同的语言的。”
“遇罗锦提出要结束没有爱情的、不道德的婚姻，而实际呢？她是在自己的环境、地位、条件发生变化后，变了心。我觉得，这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考察她的几次婚姻状况，她实际上是想把婚姻当作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一个个跳板。”
遇罗锦离婚案披露后，引起人们极不寻常的关注，特别是司法界、新闻界和妇女界，众说纷纭。但道德的天平基本向蔡钟培倾斜，一时，遇罗锦成为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女“陈世美”、“一个堕落的女人”。
当时，出任遇罗锦诉讼代理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勇极。
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