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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的老男少女一样，爱因斯坦对范图娃溺爱十足。梁实秋娶韩菁菁时被广大忠实读者骂得狗血喷头，他只好为自己辩护说“老房子失火更难救”。爱因斯坦显然也是老房子。他不仅给范图娃写下缠绵悱恻的情书，而且经常给她打电话，一起泛舟大湖，出席音乐会，给她画漫画头像，甚至允许范图娃在太岁头上动土，剪他那乱蓬蓬的长发。
爱因斯坦从未对一个女人如此温柔。
他直到死后还在为她操心：他在逝世前将“统一场”理论演算草稿密赠范图娃，以备不时之需。他从未送过第二个女人如此珍贵的礼物。爱因斯坦逝世后，范图娃将它卖了八千美元。都说美女是因为愚蠢而可爱，范图娃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这草稿卖八十万美元还差不多！２００４年，爱因斯坦“奇迹年”第四篇论文“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的手稿（２０页）在柏林举行的拍卖会上以一千六百欧元起拍，价格一路飙升，最后被一位隐名买家以十万欧元购得。同场拍卖的一份列宁手稿只卖了九千欧元。这并不是爱因斯坦最贵的手迹。１９９６年，爱因斯坦当年写下人类历史上最著名公式的那张纸被估价四百万欧元。
范图娃虽然是个糟糕的卖家，却为我们留下了精彩的爱因斯坦。她的日记是一座丰富的金矿，随处可见爱因斯坦思想的光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爱因斯坦对她说：“物理学家们说我是数学家，而数学家们又说我是物理学家。在科学界我没有同伴。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认识我，可我却依然如此孤独。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我。”
天才总是孤独的，总是被误解的。从黑塞的“人人彼此绝消息”到歌德的“没有人懂得我的语言”，在在都是明证。
１９１４年６月２日，爱因斯坦在普鲁士科学院发表院士就任演说，话音未落，８月１日一战爆发。世界大战让爱因斯坦走出象牙塔。他加入反战联盟“新祖国”。德皇御医尼可莱因为看到太多的死亡而憎恨战争，他说：“我现在可认识战争了。我现在知道这些过去的恶魔对我们这些新时代的人拥有怎样可怕的威权了。现在我憎恨战争——至少憎恨二十世纪的战争！”他起草了“欧洲人宣言”（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ａｎ ｄｉｅ Ｅｕｒｏｐａｅｅｒ）。爱因斯坦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作为极少数几个德国反战科学家之一，爱因斯坦遭到广大德国科学家充满爱国热情的疯狂围攻。他自己对此的描述是：“今天在德国，我被称为德国科学家，在英国我被看成犹太人。如果我的科学理论被推翻，情况定会改变：我在德国将被视为犹太人，而在英国被称为德国科学家。”
去互联网上查一下，这几句话在无数的网页上被归为“爱因斯坦的幽默”。
可是，他说的不是幽默。他说的是实话。
１９２９年爱因斯坦五十大寿，柏林全城出动为其祝寿，来自全世界的礼物据说装了整整一火车皮。
爱因斯坦没参加大会。他缩头躲回位于波茨坦附近的卡普特（Ｃａｐｕｔｈ）的度假木屋。
这木屋再次证明爱因斯坦“亦非大贤”。
因为电话。
爱因斯坦修这个木屋是为了躲清静，所以没装电话。
可问题跟着就来了：总得让密友和急事（他还当着威廉皇帝研究院院长呢）找得到他。经严密科学论证，爱因斯坦想出个好办法：有急事找他时，先打电话给他的邻居陶匠沃尔夫（Ｗｏｌｆｆ）。沃尔夫再叫他接电话。
刚开始沃尔夫就是放开破锣嗓子喊。可两家距离较远，这么喊不仅费力，也实在有污芳邻清听。后来罗爱莎给了沃尔夫一个小鼓，让他击鼓为号。问题又来了：爱因斯坦怎么知道哪个电话是找他的呢？
经长期革命实践，两家人终于建立了一整套密码体系：爱因斯坦家每个人都有相应暗号，比如“长而高的一声”就是“爱因斯坦本人接电话”，如果是短促有力的密集鼓声，就是“女仆来就够了”。
很多德国名人都来过卡普特，包括鲁迅十分欣赏的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著名作家亨利希·曼、作家安娜·西格斯和普朗克等等。
从１９１９年开始，世界科学家便分为两种：相对论的赞成者，与反对者。后者主要来自德国物理学界。从１９２０年开始，德国物理学界便开始了对相对论的非常不友善、经常有脱离物理学意义的攻击。１９０５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伦纳德，物理学家斯塔克、格尔克和生物化学家威兰德这些德国科学权威心照不宣地组成神圣同盟攻击相对论。他们始终无法证明相对论不成立，后来索性也不费这个劲儿了，干脆直接从政治下手，将相对论称为“犹太物理学”、“布尔什维克物理学”，并向政府呼吁建立“德意志物理学”。他们对爱因斯坦的批判，充满人身攻击。
这些科学家让我开始怀疑千古名言“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科学当然没有国界。但作为科学研究承载者的科学家，显然是有国界的。
而且泾渭分明。
我在查阅资料时见到一封伦纳德邀请爱因斯坦去演讲的信，写于爱因斯坦成名早期，其用词之谦恭、礼貌之周到，让我认为它出自另一个伦纳德之手。等我终于弄清这是同一个伦纳德时，我对诺贝尔奖残留的最后一点尊敬荡然无存。
理论上说，获得诺奖的科学家都是地球上的顶级科学家。
顶级科学家是这样的么？
在伦纳德们的号召之下，德国质疑相对论的声浪渐高。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４日，爱因斯坦参加了在柏林爱乐乐团举行的反相对论大会，三天之后，他在《柏林日报》言词尖刻地批评了这个大会，深刻开罪于伦纳德们。一个月后，在巴德瑙海姆自然科学大会上，爱因斯坦舌战群儒，再次与伦纳德麾下的德国物理学界激烈交锋，导致大会不欢而散。１９３０年，德国甚至专门出版了批判相对论的书《一百位教授证明爱因斯坦错了》。爱因斯坦闻讯后的反应是：“一百位？要这么多干吗？只要能证明我错了，一位就够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四面楚歌当中，罗马教廷伸出了温暖的巨掌。
牛顿的理论被相对论打倒，教廷神清气爽。广义相对论衍生出宇宙有限的假说，更令教廷喜出望外。宇宙有限，那宇宙之外不就是天堂么？所以，在爱因斯坦某次访问英国的宴会上，正好坐在他旁边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毕恭毕敬地向爱因斯坦请教：“教授，听说您的理论似乎提供了宗教界的某种证据？”千夫所指、急需同盟者的爱因斯坦微笑着拒绝了天主教热情洋溢的巨掌：“对不起，相对论纯粹是科学问题，与宗教毫不相干。”
爱因斯坦不相信“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知道，那样他会得到一个强大的盟友，却会就此输掉自己。
丘吉尔说过，为了打败希特勒，他可以跟魔鬼结盟。
爱因斯坦宁愿输掉这场战争，也不愿与教廷结盟。
一战战败，德国人民总结战败教训时剑指三大“卖国贼”：和平主义者、知识分子、犹太人。
爱因斯坦身兼三贼，罪不可倌。
而且他丝毫不讳言这一点，虽然他明知这给伦纳德们提供了最有力的弹药。
１９３２年８月底，爱因斯坦在卡普特木屋写下了“我的信仰声明”，并在９月初应“德意志人权联盟”之邀将这个谈话录制成唱片向全国播放。
这是一篇掷地有声的历史雄文，值得全世界每一个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帅哥美女念之诵之，拜之勉之。《当代》篇幅金贵，仅摘译如下：
……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情况很奇怪。我们每个人都是非自愿地、不请自来地到此作短暂停留，却不知道为什么和应当做些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感到人是因为他所爱的人的意愿而生的……我的生命完全建筑在与我同样的人的劳作之上，而我欠他们如此之多，令我的生命永不能得到完全解脱……我不相信意志的自由。叔本华的话‘人当然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但他不能向往他愿意向往之物’伴随我生命的起起伏伏，并让我原谅人们的一切行为，虽然他们的某些行为伤我至深……我从不追求舒适和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