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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可以说能象风或水一样与劳动相配合。劳动者的食物和用于生产的原料，是没有生产力的，但若没有食物和原料，劳动也就无法发挥其生产力。劳动不可能超过可用于加工的原料和可供食用的食物的供应量。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是靠现在劳动的生产物而是靠过去劳动的生产物来供养的，其需要也不是靠现在劳动的生产物而是靠过去劳动的生产物来满足的，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但却常常被人忘记。他们消费的是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即将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过，在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中，只有一部分拨出来用于供养生产性劳动；因而生产性劳动不可能超过拨出来的生产物（即国家的资本）所能供养并供给生产用原料和工具的劳动。
然而，尽管以上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法律和政府在不创造资本的情况下，便能创造出劳动。不是靠使人们更加勤劳，或提高他们劳动的效率；这些是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能间接地作出贡献的目标。人们认为，即使不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或能力，不促使懒惰的人去劳动，政府也能在不增加资金的条件下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一国政府可以靠禁运法制止某种商品的输入；这样一来，就可促使该商品在国内生产，因此而可以吹嘘使国家增添了一新的产业部门，把产量和就业人口数都堂而皇之地列入统计表，把所有这些都看作是禁运法给国家带来的利益。虽然这种政治算术在英国已受到一些人的怀疑，但在欧洲大陆各国还是很能蛊惑人心的。假如议员们意识到劳动受资本的限制，他们就会看出，由于国家的资本总量并未增加，因而他们通过法律转向新兴产业部门的那部分资本，必然是从其他部门提取或扣除的。这部分资本在新的部门所雇用的劳动量，也许和在原来的部门雇用的劳动量差不多。
第二节 但劳动并非总是达到资本设置的限度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劳动受资本的限制便推论说，劳动总是达到了资本设置的限度。资本可能暂时未得到使用，如在货物未售出，或资金未找到投资目标时就是如此；此时，资本未使任何劳动投入工作。或者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劳动者来让资本供养和雇用。在新开辟的殖民地就发生过这种事，在这些地方资本有时因缺乏劳动力而被无所谓地花掉。斯旺河殖民地（现称西澳大利亚），在建立后的头几年就是一例。另外，有很多人靠现有资本供养，却什么也不生产，或生产出来的东西远远少于所能生产的东西。如果降低这些劳动者的工资，或在同样工资条件下使他们工作更长时间，或使其已由资本供养的家属对增加产量作出更大贡献，则某一给定资本就会使更多的劳动投入工作。生产性劳动者的非生产性消费，现在全都靠资本供应，可以停止这种消费，或把这种消费推迟到产品到手时，由此而可以用这笔钱供养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靠这种方法，社会可以从其现有资源中获取较大数量的产品，实际上，每当有很大一部分资本被突然毁灭，因而暂时必须让剩下的资本发挥尽可能大的效用时，就不得不采用这种方法。
在劳动未达到资本设置的限度时，政府可以用各种方法，例如靠输入劳动者，使其接近于这一限度，譬如向西印度群岛输入苦力和自由黑人。政府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创造更多的劳动。它们可以创造资本，即征收租税，把征得的税款用在生产方面。政府采用以下方法，也可以达到几乎相同的目的，即可以对收入和支出课税，将征得的税款用于偿还公债。公债持有者得到偿还后，仍想从其财产中再得到收入，因而会将大部分财产用于生产，而政府征得的税款很大一部分来自非生产性资金，因为人们不会完全用本来打算用于储蓄的钱交税，缴纳的税款即令不是大部分，也至少有一部分是来自本来会花掉的钱。还应补充一句：由于技术的改进等而造成的资本（或更加确切地说，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会促使劳动就业机会增加，因为当总产量增加时，总有可能把增加的一部分节省下来转化为资本，特别是当生产性劳动的收益增加时，会更加诱使人们将资金从非生产性用途转向生产性用途。
第三节 资本的增加可以使更多的劳动得到雇用，而且这没有明确的限度
一方面，劳动受资本的限制，因而另一方面，资本的每一增加都会或者说能够使更多的劳动得到雇用，而且这是没有明确限度的。我并不想否认资本或部分资本可能被固定在机器、房屋、土地改良等等上，因而不能用于供养劳动者。资本大量增加时，常有很大一部分资本如此使用，仅仅与劳动者相配合，而不是供养他们。我想说的只是，（假如其他情况不发生变化）指定用于供养劳动者的那部分资本可以无限增加，不会找不到使用的地方。换句话说，如果有能干工作的人，有供他们吃的食物，则总可以雇用他们生产某种东西，对这一命题需要多说一点，因为这类命题用日常语言表述时，人们很容易接受，但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事实，却不那么好把握。而且该命题也与常见的学说大相径庭。一般人总认为，富人的非生产性开支对穷人的就业来说是必需的。在亚当·斯密以前，几乎没有人对此提出疑问，甚至在他之后，一些非常著名和卓越的著述家仍认为，如果消费者节约和转化为资本的收入超过一定份额，用于非生产性消费的金额不占国家资本的一定比例，则多余的积累会白白浪费掉，因为将没有人购买用这种资本生产出来的商品。在政治经济学中，有许多错误产生于人们不是先考察简单的事例，而是一头扎进复杂的具体现象中而不能自拔，我认为，上述学说就属于此列。
每个人都可以看出，如果一个仁慈的政府拥有社会的全部食物，全部工具和原料，则它给予所有能劳动的人一份食物，便能迫使他们从事生产性劳动，而无需担心这种生产性劳动没有用武之地，因为只要有某个人的某一需要尚未得到满足（并且这种需要能用物品来予以满足），社会拥有的劳动就会转而生产能满足这一需要的物品。拥有资本的个人在用新的积累增加其资本时，所做的事情与我们假设仁慈的政府所做的事情完全一样。既然可以借助于假设来进行说明，就让我们设想一种最极端的情况。假定每个资本家都认为自己没有品行端正的劳动者贡献大，不应比他们生活得好，因而从良心出发把剩余利润储存起来；或者假定这种禁欲不是自觉自愿的，而是法律或舆论强加在所有资本家和地主头上的。非生产性开支由此会降到最低限度。于是人们会问：增加的资本怎样才能找到出路？谁会购买增加的资本生产的商品？甚至连以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也不再有人购买。因此，（据说）这些商品将卖不出去，将在仓库中腐烂掉，直到资本数量降至原先的水平，或更确切地说，直到资本数量降至与消费需求相等的程度。但这似乎只是事情的一半。在所假设的情形下，就资本家和地主而言，不会再有对奢侈品的需求。但当这些阶级将其收入转变为资本时，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消灭他们的消费力，而只不过将消费力转移给了他们雇用的劳动者。就劳动者而言，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就是劳动者的人数要么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要么资本增加，而劳动者的人数不增加。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则事情便很简单。新人口所需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取代了一部分原先的奢侈品生产，并恰好补足所失去的就业机会。但假设人口不增加，则以前资本家和地主花在奢侈品上的那些钱就会以增加工资的形式分配给现有的劳动者。我们假定这些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本已得到充分的供应。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些劳动者会成为奢侈品的消费者，原先用于生产奢侈品的资本仍可以用于生产奢侈品。所不同的只是，奢侈品由社会普遍分享，而不是仅限于少数人享用。严格说来，增加的积累和增加的生产可以持续下去，直到每个劳动者对财富的每一种欲望都得到满足（假定他们的劳动力从物质上来说是足以为他们全体生产出所有这些东西的）。由此可见，财富的限度决不会是消费者的不足，而是生产者和生产力的不足。资本的每一增加要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么会增加劳动报酬，要么会使国家更富裕，要么会使劳动阶级更富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