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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以上因素不被其他因素所抵消，则事物的发展就会使一国不仅能以越来越低的实际费用获得本国的生产物，而且能以越来越低的费用获得外国的生产物。实际上，如前所述，只要该国本身的出口产品的生产费用降低，该国就能够以较低的实际费用获得输入品。
第二节 只有农产品和矿业品的价值和生产费用趋于上升
但是，这些趋势真的不会被抵消吗？财富的增加和产业的发展真的只会使生产费用降低吗，财富的增加和产业的发展难道不会使性质相反的原因发生作用，以致在某些情况下不仅抵消、而且压倒前一类原因的作用，从而把生产费用的下降趋向转变为上升趋向吗？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原因是存在的，粮食和原料等几种最重要的商品就表现出了与上述趋向截然相反的趋向。这些商品的生产费用趋于增加。
这种趋向并不是这些商品固有的特性。如果人口静止不变，土地生产物的数量无须增加，生产费用增加的原因也就不存在。相反，人类还可以享受农业或附属于农业的各种产业的一切改良的全部利益，在这一点上，农产品和制造品之间将不存在任何差别。如果人口不增加，工业产品中生产费用有可能真正增加的，只是那些用不能再生，因而会耗尽或部分枯竭的原料生产出来的物品。这种原料包括煤和大部分（假如不是全部）金属，因为即使是铁（它是最丰饶和最有用的金属产品，并且是大部分矿物和几乎一切岩石的组成部分），就最富饶和最容易开采的铁矿来说，也是会枯竭的。
然而，当产业的发展和生活资料的增加为人口增长留有余地时，人口总是增长的，而在人口增长时，人们对大多数土地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需求也会按比例增加。这时，我们已多次阐述的有关土地生产的基本法则（即，在一定的农业技术状态下，产品的增加总是赶不上人口的增加）便会发生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产品的生产费用，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
对制造品来说，这种趋向是不存在的，制造品的趋向正好相反。一般说来，制造业的规模越大，生产费用越低。西尼耳先生甚至将如下一点说成是制造业的固有法则，即，在制造业中，生产规模越大，生产费用越低，而在农业中，生产规模越大，生产费用越高。然而，我不能认为制造业的规模越大、生产费用越低是一条法则，这是一种或然的或通常的结果，但决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由于制造商所需的原材料仰绘于农业、矿业或土地的自然产物，因而就制造业的要素之一而言，它受与农业相同的法则支配；但是，未加工的原料费用在全部生产费用中通常只占很小一部分，因而该项费用即使可能存在一种递增的趋向，这种趋向也会被其他一切费用的不断减少（现在尚无法说出这些费用会减少到什么程度）绰绰有余地抵消。
再者，制造业劳动的生产力具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而农业和矿业劳动的生产力则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增长和减退两种趋势，其生产费用由于生产方法的改进而减少，由于人口的增长而增加；因而，制造品的交换价值，与农产品和矿产品相比较，会因人口的增长和产业的发展而呈现必然而明显的下降趋势。货币是矿产品，因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制造品的货币价格趋于下跌，这也是一条规律。现代国家的产业史，特别是过去100年的产业史，充分证实了这个断言。
第三节 生产改良时常抵消农产品和矿产品价值和生产费用上升的趋势
农产品的绝对生产费用及比较生产费用是否增加，取决于两种具有相反作用的力量，即人口增长和农业技术改进之间的斗争。从整个世界来看，在一些（也许是大多数）社会状态下，农业技术和人口二者都是停滞的，或者增长得很慢，因而，粮食的生产费用几乎是静止不变的。在财富正在增长的社会里，人口的增长一般快于农业技术的改进，因此，粮食价格渐趋高昂；但是，有时农业的改进也会得到强有力的促进。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英国就曾呈现这样的情况。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最近农业技术的改进要比人口的增长快得多，以至尽管人口增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仍能以低于30年前的费用生产出来；谷物法的废除又绘予了改进精神另一种刺激。在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在法国，农业的改进明显地超过人口的增长，这是因为，虽然农业的发展比较缓慢（除几个省外），但是人口的增长更为缓慢，甚至日益缓慢；人口的增加受到控制，不是由于贫困（它正在减轻），而是由于对未来生活的深谋远虑。
这两种具有相反作用的力量，在某一特定时期，哪一种占优势，可以相当准确地根据农产品的货币价格（假设金银块的价值不发生很大的变化）来推测，只要我们能根据足够多的年份计算出不受收成影响的平均价格。然而，这几乎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正象图克先生所指出的，即使在象半个世纪这样长的时期里，其所包含的丰年所占的比例也可能比应有的比例大得多，而荒年所占的比例则可能比应有的比例小。因此，单纯的平均数字，由于具有容易使人误解的“准确”的外衣，只会使人们得出更加错误的结论。仅取几年的平均数，并根据有关收获状况的估计加以修正，比相信较长时期的平均数而不加修正，发生差错的危险会小一些。几乎无须再说，在根据牌价下结论时，还应尽量考虑到贵金属一般交换价值的变化。
第四节 社会进步有助于缓和价值的波动
上面我们论述了社会进步对商品经常的或平均的价值和价格的影响。尚待考察的是，社会进步以什么方式影响它们的变动。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毋庸置疑的。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它们的变动。
在贫困和落后的社会里，例如在东方和中世纪的欧洲，公路和运河的缺乏、航海术的不完善以及交通的普遍不安全，阻碍了各种物品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输往价格高昂的地方，因此，同一商品的价格在相隔不很远的两地之间可能大不相同。价值最容易发生变动的，是直接受季节影响的那些物品，特别是很少运往远地的粮食。一般说来，每个地方都依赖本地和邻近地区的生产物。因而，在大多数年份，任何大国都会有某一地方出现粮食实际供应不足的现象。如果一国幅员辽阔，具有各种各样的土壤和气候，则几乎每个季节都必然对该国的某些地区是不利的；但与此同时，每一季节一般地说都对其他一些地区特别有利，所以全国的总产量只会偶然出现不足，而且不足的程度会低于单个地区粮食不足的程度；而从全世界看，粮食供应的严重不足几乎从未出现过。因此，过去曾经发生饥荒的地方，现时只是供应不足，昔时有些地方粮食不足而另一些地方粮食过剩，现在则到处都有足够的粮食。
其他一切商品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安全而便宜的运输，使一地的商品不足能由另一地的商品剩余来弥补，价格只比正常价格高一些，甚至只略高于正常价格，因而价格的变动比过去缓和得多。这种作用由于所谓投机商人（他们的业务是购买货物转卖，以赚取利润）所拥有的大资本的存在而得到很大的促进。这些商人当然是在价格最低廉的时候买进各种物品，贮存起来，而在价格极高的时候将它们投放市场Z他们的这种投机买卖有助于使价格相等，至少有助于减少价格的不相等。如果没有投机商人，各种物品的价格就会有时大跌，有时暴涨。
因此，投机商人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一种非常有用的职能；而且（与一般的看法相反）他们当中对社会最为有益的，是那些对受季节变动影响的各种商品进行投机的人们。如果没有谷物商人，不仅谷物价格的变动会比现今大得多，而且在缺乏谷物的时期可能连必需的供给也得不到。如果没有人从事谷物投机，或者在没有商人的时候农场主不充当投机商人，则在丰收季节，除了必然发生的浪费以外，价格将无所限制或无所控制的下跌。能留下一年的剩余部分以补来年之不足，要归功于农场主或商人，前者不将谷物投放市场，后者则在谷物价格最低廉的时候购买谷物并贮存起来。
第五节 投机商人和谷物商人的影响
在那些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