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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找大伟、小伟哥俩喝点小酒。日子过得悠闲而自在。
可能就是这种优哉游哉的日子，让我有些忘乎所以了。有几天没事的时候，我跟大伟和小伟就往市场对面的“金银岛”娱乐城里钻，去玩“老虎机”。开始，我们约定每人每天只玩一百元的，赢一百元抬屁股走人，输一百元也不得恋战。可玩玩，我和小伟就有些欲罢不能，开始偷着上分了。那天下午，我就输掉了两千多元，整个人都赌红了眼，任凭大伟在一旁怎么苦苦劝说我也不听，继续嚷嚷着上分。
突然，一只手死死地按在了“老虎机”的开牌键上。我不看也知道那是高小菲的手，但我还是吃惊地回过头，冲她尴尬地笑笑。高小菲抿着嘴唇，胸脯剧烈地起伏着，两只大大的眼睛像两团燃烧的火焰。“我只是小玩一会儿，马上就下分。”我被高小菲盯着心里直发毛，心虚地说。我看见大伟躲在娱乐城的玻璃门后面，闷闷地抽着烟，马上明白了眼前的一切。
“你可真行，想不到，刚赚俩钱你也学会烧包了。”高小菲这话可够损的，尤其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实在让人下不来台。可我知道，她是一片好心。
“高姐，我不玩了还不行吗？”我自知理亏，冲服务员大喊一声，“来来来，给我下分。”说完，我欠起身，尽管脸上挂着尴尬的神情，但我还是把两手插在裤兜里，随意地摇晃着身子。
“小姐，他这上面的分值多少钱？”高小菲问女服务员。
“四百多，不到五百。”
高小菲从手包里捻出五百元钱往我面前的台上一放，然后一把夺过女服务员手中的钥匙，不管不顾地插到“老虎机”上方的上分插孔里，使劲一转，屏幕上的分数就自动消失了。
“干吗啊你，”我有些气急败坏地回过头来，“高姐，你这是干吗啊？！”
高小菲没说什么，一动不动的看着我。看得出她也很想说什么，但就是没说出来。这样站了一会儿，有一刻我停止了呼吸，迅速地捧起高小菲的脸，在她的额头上狠狠地嘬了一口。
蓝石；沈阳人。曾在《芙蓉》《十月》《天津文学》《诗刊》等刊物上发表过小说、诗歌。现居北京。
温柔的部分（短篇小说）
顾 前
如今许亮已经人到中年，并且开始发福。肚子大了，头发疏了，脸上也有了一层油光光的浮肉。整个人看上去有些庸俗，像个工商局长，像个作协副主席，像个屠夫。但是我要说，他的心灵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一并老去，他仍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多愁善感，尤其是他那种偶尔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的脉脉温情，说来的确令人感动。一次，我和许亮从一间发廊里按摩出来，站在夜晚的街头等出租车。四周的酒吧饭店霓虹灯闪烁，不远处的一家麦当劳餐厅里传来悠扬的乐曲声，这时一阵风吹来，吹起了地面上的几片落叶，许亮忽然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天凉了，又是秋天了。我有点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他的脸上有着一种忧伤和惆怅的神情……有时我想，许亮内心深处的这种柔软的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呢？当然，我无意像个学究一样仔细地考察他生命的每一个足迹，我只是揣测，或许他早年的知青生涯，对他产生了某种影响。一个诗人写过：
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
它养成了我性格中温柔的部分
是的，许亮也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虽然我还不能肯定这对他来说就一定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至少发生在那时的一件事，曾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记忆中。
1976年，许亮高中毕业后，到安徽滁县的山区插队，这儿就是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开首提到的“环滁皆山也”的地方。这里空气清新，景色宜人，连绵起伏的山峦上树木葱茏。山涧里怪石嶙峋，涧底流淌着清泉。树林中还有一种被当地人称为“娃子”的大白鸟，这种鸟叫起来的声音就是“哇、哇”，仿佛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惊奇。
有段时期，许亮和另一个南京知青杨四海被队里分派看林子。杨四海比许亮大几岁，插队的时间也比许亮长，他身高一米八二，长得膀大腰圆，在当地是个无人敢惹的厉害角色。因为同是南京老乡，所以杨四海对许亮还是格外关照的，这使得许亮在插队的那几年里，从没被当地农民或是居大多数的安徽知青欺负过。许亮记得插队的头一年，有一次和杨四海结伴回家过春节，他们在滁县的长途汽车站等车。当一辆玻璃上蒙满灰尘的老式大客车进站时，等车的人群蜂拥而上，许亮身手敏捷，还没等车停稳，就抢先挤了上去。他钻过车厢前面的铁栏杆，在副驾驶的位子上一屁股坐下了，位子前面有一袋大米，许亮把两只脚踩在大米上。这时身后的车厢已经挤满了人，许亮正为自己找了个别人挤不着的好座位而暗自庆幸，并扭头用南京话高声招呼杨四海也过来时，隔着发动机坐在左边的司机却发话了，他操着本地口音说：“喂，你小子怎么敢踩在大米上？你不知道大米是吃的东西吗，给我滚下车去。”许亮看了看司机，这是个满脸兜腮胡子的大块头男人，许亮吓得赶紧站了起来，他心想没准踩了大米是犯了当地的什么忌吧。他转身正想往后面的车厢钻；司机却指着副驾驶旁边的门说：“给我从那儿下去，这辆车不准你坐了。”这下许亮明白了，司机是成心跟他过不去（以后许亮才知道，当地人不知为什么看不惯南京知青），当时许亮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是真的只能下车好呢，还是继续呆在车上。“你给我坐下！”这会儿杨四海已经挤了过来，大声对许亮说道。既而他又转向司机：“我看谁敢让他下去。他妈的哪怕这辆车上的人全下光了，他也得坐在这儿。”司机抬头看了看杨四海，接着就不声不响地发动了汽车。
看林子是个轻松活儿。其实林子原来也没人看的，只是后来国家把这里定为了自然保护区（就是为了保护那种叫作“娃子”的大白鸟），又拨了专款给公社，才有了看林子的人。队里给许亮和杨四海在树林的边缘，一个小山坡下搭了个草棚子，他们就住在里面。这儿离村子有好几里地，平常许亮和杨四海除了粮食吃完了回村里去拿，一般也就很少回村里了。日子过得宁静而又寂寞，每天他们随着鸟儿嘹亮的啼转而醒来，一天的活动开始了。吃过饭，踏着落叶和杂草上还未被太阳晒干的露水，到林子里去转转，顺手捡几根当柴烧的枯树枝，或是挖一些可供食用的蘑菇。杨四海要是兴致来了，就留下许亮一个人看林子，自己到别的生产队去找南京知青玩两天再回来。下雨的日子，他们就整天窝在棚子里不出来，一边听着外面单调的雨声，一边下下象棋，或是发发呆。偶尔别的生产队的南京知青也会来串串门，说些好玩的事情，比如他们发明了一种钓鸡的方法，就是把煮熟的玉米粒穿在粗线上，再把这些穿好的玉米粒撒到院子里，等农民的鸡吞下玉米粒后，就慢慢地拉那根粗线，直到把鸡拉进屋里。这样一来就有肉吃了。
春天来了，林子里的洋槐树开花了，接着来了养蜂人。这养蜂人是一对父女。父亲是个五十多岁的瘦老头，戴着副眼镜，看上去好像还有点文化。女儿十六七岁，长得挺好看，脸白白的，身材苗条，胸前微微隆起一对小小的乳房。他们住在坡上一间废弃的土屋里，蜂箱摆在土屋前的空地上。白天，经常可以看见这父女俩从土屋里抬出一只大铁桶，然后他们戴着有纱罩的帽子，打开一个个蜂箱的盖，从里面拿出满是小洞眼的蜂巢，放到铁桶里去，接着一个人抓住铁桶一边的一个能上下旋转的把手摇了起来。就这样陆陆续续把很多蜂巢放到铁桶里摇过后，父女俩吃力地抬起明显沉重了许多的铁桶，进了土屋。他们这样一干就是半天。
离许亮和杨四海住的草棚不远有一眼水井（当初草棚搭在这里正是因为有这眼水井的缘故），到了该做饭的时候，那个姑娘就拿着一锅米和一篮菜从坡上走下来到井台去，这时候她就会碰到许亮（淘米和洗菜也是许亮的活儿，杨四海从来不干）。就这样在井台碰过几次面后，他们熟了，彼此便经常一边淘米洗菜，一边聊聊天。她告诉许亮，她姓刘，叫刘莎莎，是浙江人，家里还有母亲和一个弟弟，他们那地方有很多养蜂人，她十岁就出来跟父亲养蜂了，每年大半的时间都在全国各地跑。当她得知许亮是南京知青时，她说，我也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