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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我四岁的表兄韦斯利更象是我的一个亲哥哥。上世纪30年代初的夏天，他家在一个叫爱基米尔的街区租了一座离海不远的房子，地处皇后区最南端。我和韦斯利为了硬币搜遍海滩，斩获颇丰。虽说时值深度大萧条，人们依然大大咧咧地来到海滩，随身携带的硬币，有不少掉进了沙里。这项爱好留下的惟一后遗症便是——我养成了低头走路的习惯。如果有人问起，我便回答说：“我在找钱。
但是没有爸爸这一点还是令我的生活若有所失。每过一个月左右我都会搭地铁去布鲁克林区见他。他在华尔街为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做经纪人，或者按当时说法做掮客吧。他是个瘦高个的英俊男子，看起有点像吉恩·凯利（译者注：一位美国电影演员、舞者、制作人、导演与歌手，曾经主演过许多知名电影，是美国电影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位演员，1962年他执导了《冷暖心声冷暖情》Gigot，描写好心肠的哑巴收留饥寒交迫的私娼母女的遭遇，悲欢交错，十分感人）而且装得还挺像。不过他一辈子都没有赚过什么大钱。他和我说话时总显得笨嘴笨舌，搞得我也很狼狈。可他是个聪明人，1935年我9岁时，他写了一本名叫《复苏在望》的书献给我。他预测罗斯福新政会令美国经济回到旧日好时光。他郑重其事地为我题赠了一本书，题辞如下：
致儿子艾伦：
这第一本书是在对你的思念中写成的，愿它能引出一本又一本络绎不绝的著作。当你长大成人，回首今日，解读书中合乎逻辑的预见，便可以开始自已的相关研究。
你的父亲。
在我任职美联储主席的那些年里，我经常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说：原来在国会议员面前作神秘发言的功夫是有遗传啊！不过，当年我才9岁，完全不知所云。我看了看书，读了几页，就把它丢到一边去了。
我对数字的天生喜爱可能的确得自于他的遗传。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以我为荣，经常当着亲戚的面故意问我：“艾伦，35加92是多少？”我心算后报出答案。接着她用更大的数字考我，然后又考我乘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管早就小有名气，我却不是一个自信的男孩。我母亲每每在家庭聚会上大放光彩众星捧月，而我常常向隅而坐落落寡欢。
9岁时，我成了一个极其热心的棒球迷。波罗球场举足可到，因此附近的孩子们有空常去观看巨人队的表演。我特别喜欢洋基队，不过要去洋基露天体育馆得坐地铁，所以我主要从报纸上了解他们。1939年前，纽约的体育比赛广播节目没有正式开通，但是1936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倒是广播了的，我发明了自已的方法来记录队员们的个人成绩表。我总是使用绿纸，按照我精心编制的代码，把每场比赛每次投球一笔一笔全都记录下来。我的头脑那时候象张白纸，写满了棒球比赛数据。时至今日，我仍然能背出那场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洋基队选手的出场顺序，以及他们的位置和击球率。（那是乔·迪马吉欧崭露头角的赛季——他的击球率是0。323——并且洋基队以4比2击败巨人队）我通过计算击球率学会了分数：3比11是0。273，5比13是0。385，7比22是0。318。4比10以上转成分数我就没有这么得心应手了，因为几乎没有击球手的成绩能超过0。400。
我想自已当球手。我在街区球队做球手而且打得还挺不错——我是个左撇子，加上身手敏捷反应迅速，我成了一名防守严密的一垒守垒员。时光荏苒，我十四岁了。那帮大孩子中有个人大概18岁吧，他对我说：“以你现在的进步速度，你迟早有一天会进入全美职业棒球联合会。”不用说，我激动得浑身颤抖——不过，也正是在那个节骨眼上我停止进步了。那个赛季过后，我再也没有捕球或击球了。我的进步戛然而止，巅峰定格在十四岁。
除了棒球，我还痴迷于摩尔斯电报编码。上世纪30年代后期，西部牛仔片风靡一时——我们花25美分去当地剧院看最新的冒险片《何帕龙·卡赛迪》。不过令我大感兴趣的角色却是电报员。因为他们不仅能够通过指尖瞬间传信——在剧情的紧要关头，只要线路没有断，他们就能够呼救或报警印第安人来袭——也因为他们神乎其技。一个熟练的电报员每分钟可发送四十或五十个词，一个同样熟练的电报员不仅能在另一端在收到信息，还能根据电码不同的节奏和声音判断出是谁在发报。他会说“这是乔的手。”我和好友贺比·侯姆斯倒腾出一个电池和两套按键开始练习发报。我们的速度比乌龟还要慢，只知道电码让我心迷神驰激动不已。此后人生似水流年，当我通过卫星和中央银行同侪们跨洲通信时，再度体验到无以复加的惊奇之感。
我内心深处渴望着跑到纽约外面去。有的晚上，我蜷缩在收音机前，转动着调谐盘，努力收听远方电台。大约是从11岁起，我开始收集全国各地的铁路时刻表，花很多时间去记四十八个州的路线和各镇名称。我会有条有理地想象一路游历，比如说从大北方起程、穿越明尼苏达州的广阔平原、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在象法戈、迈诺特和哈佛利这样的城市逗留一番，接着继续向前穿过北美洲大陆分水岭。
我13岁的时候，没想到我父亲会突然邀请我和他一起去芝加哥出差。我们到达佩恩站，登上百老汇特快列车。这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最高级的火车，开往费城然后西折。接着载着我们经过哈里斯堡（译者注：宾夕法尼亚州的州府）和阿尔图纳（译者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城市），到达匹兹堡（译者注：美国钢铁工业中心，宾夕法尼亚州第二大城市，位于该州西南部）时已是晚上。黑暗中，我们和吐着火焰喷着火星的炼钢高炉擦身而过——这是我平生头一回见到了多年后我要进行专门研究的行业。在芝加哥我拍摄了很多地标照片，诸如水塔和湖滨道，回家后我在暗房里把照片冲冼出来（摄影是我的另一项爱好）。那次旅行进一步坚定了我追求更加多姿多彩的人生梦想，不再甘心做华盛顿高地的平庸男孩。但是我没有和任何人谈过这番心事。尽管我母亲知道我收集铁路时刻表，但是我敢肯定她没有意识它们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要逃离她的世界。
我的另一大爱好是音乐。12岁那年听了表姐克莱尔的演奏后，我开始学吹单簧管，并且全情投入，每天要练3到6个小时。刚开始，我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古典音乐上，但很快便扩大到爵士乐上。有个朋友有台留声机，他邀我过去，放了一张班尼·古德曼和他的管弦乐队的唱片《唱！唱！唱！》，我一听之下就迷上了。
那是音乐史上激动人心的时代。古德曼和阿蒂·肖、弗莱彻·亨德森开创了一个光辉的新纪元。他们把上世纪20年代的舞蹈音乐和拉格泰姆音乐、黑人灵歌、蓝调音乐及欧洲音乐的某些元素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所谓的“大乐队爵士乐”。 “大乐队爵士乐”大受欢迎，声名远播，由于这个原因，1938年古德曼和他的管弦乐队受到邀请，在卡内基礼堂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场非古典音乐会。从那以后，除了吹奏单簧管，我又开始练习高音萨克斯管。在我听来，萨克斯管是“大乐队爵士乐”中最让人满意最具爵士风格的乐器。
格伦·米勒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把乐队的一支单簧管和两只次高音及两只高音萨克斯组合在一起，赋予音乐天鹅绒般的全新质感。1941年我15岁，我搭地铁去宾夕法尼亚酒店听他的乐队演出。我有幸挤到台前，离格伦·米勒本人只有10英尺。乐队开始演奏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的舞曲部分。我吹奏起来。“这是《悲怆》，”米勒转过头来看着我说：“太棒了！孩子。”
乔治华盛顿中学离我家大约一英里半，是纽约市最大和最好的公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