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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是雷诺兹、门格斯、普桑、大卫等艺术家。
在18世纪的中叶社会思想有一场巨大的变革，即启蒙运动。那个时代几何学、物理学、纺织、电力以及现代科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伽利略、开普勒、牛顿三位伟大的科学家，现代知识已经体系化。启蒙思想认定科学思维的复兴的实际道路是自明的证据，是具体的，只要确定了人类目标都是可以到达的，理想也是可以充分实现的。科学的过程证实了，虽经过不同阶段但科学理想也能实现。启蒙运动推重的是实证与推理精神。可见18世纪在浓厚的古典主义氛围中产生着极为现代的知识系统和新的理想精神，而且它的直接后果产生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第一次西方的工业革命。人们已经生活在蒸汽机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取代贵族阶级，整个历史发展在18世纪最能体现出一种时代人文精神的巨大变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变化。
革命在18世纪不仅作为事实也作为传统，并成为艺术家手中的题材与主题。18世纪实际是一个古典与现代并存的时代。史家一般把18世纪称为理性时代，艺术上叫罗可可风格时期，启蒙和狂飙运动都产生于这个世纪。这应该是一个转轨变型的世纪，古典理想、现代知识、革命情怀共同并存于这个世纪，因而我们要抽象出一个惟一单纯的代表18世纪的艺术精神，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它都是偏颇的，不全面的。当然这不影响我们指认它是罗可可艺术的全盛时代，如同我们指认它是资产阶级蓬勃兴盛的时代一样。如此，我们对18世纪的怀念只能是具体的针对人物事件及什么类型而言，没有一个宽泛抽象的1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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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鸠鲁是希腊化时期的古典哲学家。
这位小学教师的儿子在雅典成立了自己的学社，取了一个极为象征的名字：花园。后世充满对他的指责，其实他不过说了一些人类的大实话：愉悦是幸福生活的源泉和目的。我宁可相信他是一个为人友善的老师，而不是一个纵欲放荡的浪子，就如同我相信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巨富的家族，他却过着贫穷的日子。我相信一个花花公子难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在享乐主义的精髓里，他认为快乐是至善的。不应该有暂时的享受，真正的愉悦和幸福应在心灵的安宁与平衡。超越烦忧使心灵归于平静，生活在精神的快乐与自由之中。神性是永恒而满怀喜悦的此在。为了战胜死亡的恐惧他还说了绝妙的话：我们在时，死亡不在，死亡在时，我们不在。于是生存便变成一杯美酒。与伊比鸠鲁主张截然相反的是斯多葛派，他的创始人是芒磋，奇怪的是，据传他曾是伊比鸠鲁的热心追随者。
享乐讲的不是暂时的纵乐而是节制后心灵的宁静，驱除痛苦与恐惧的方法。所以他认为享乐主义并非是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而是达到享乐的理想化。因此昆德拉认为不符合人类本性。只有到了18世纪享乐突破了这种伦理道德的束缚而具有真正的享乐放荡。18世纪确实是人类最后的贵族，他们葆有的实际上是一种绝望的享乐。是一种疯狂地挥霍的享乐放荡。这种享乐主义是行为过程的，不是一个哲学准则或一个口号。《危险关系》便是对享乐主义阐释的一部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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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的藤萝架，藤蔓流苏式的垂挂，如丝如缕线条间叶疏花朗，有淡蓝色的雾霭弥漫不息，隐隐露出的亭阁，门窗缀满雕饰，草木左右掩映，一些平台上的维纳斯雕像，神情温软地注视着，腋生羽翼的小天使格外顽皮和嬉乐，还有斗篷与宽松的衣袍。在花丛浓阴中有一架秋千。
秋千荡起，振荡着贵妇人的衣裙，腿与鞋是妙不可言的道具，金黄的皮肤软绵而润滑，脚飞起，一只鞋落入情人的怀抱，情人躺在玫瑰花丛向贵妇人调笑献媚，一切灌木枝丛都是斜线弧状，蒸腾的云雾是旋涡状的舒卷，一切神秘的角落都充满了湿润。主教躲在浓荫深处拉着秋千绳，荡出一个飞扬的姿态；情人之间一种甜蜜的挑逗，愉悦的放荡，轻松优雅中弥漫着淫乐与享受。
一切光源，黄金般灿烂，都从女人体散发出来。
这就是贵妇人的花园。假如还有一个亭池楼台，贵妇人和情人在亭阁上幽会，依靠扶栏，裙裾散落在台阶、栅栏之外，拥抱与接吻，那种肌肤的摩擦，令人颤抖的动作包括花园内的野合。这就是花园，花园的含义是偷情与享乐，上流社会还包括客厅的沙龙和剧院的包厢，调情与纵乐都在那里产生。
因此弗纳戈纳尔的《秋千》便成了罗可可画风的经典代表作。他的老师布歇更是把色彩线条处理得香艳温柔，充满了肉欲的感官色彩。他笔下的爱神特别呈露的是脖子、胸、腿、肩与乳房的圆润，特别把乳头点缀得红艳晶透，如红润可吃的葡萄。他们师生的活动贯穿了18世纪而且同样都受到了路易十五的情人篷巴杜夫人亲睐，并为她画肖像。瓦托实际只活到18世纪初十多年，他以自己的艺术笼罩新的世纪。罗可可是这样一种艺术，原义是贝壳构形法，有凸凹的质感与螺纹的精细，还有贝壳的光彩。它用于室内建筑装潢和家庭器具，是一种精巧细致的图形与纹饰，轻盈纤巧，华丽繁复，环境恬静，色彩柔美，以及连绵的叶形花纹。女人浓艳柔软，肉色细腻光泽，还使用飘逸的曲线和漩涡画法。瓦托对这一艺术风格贡献是巨大的。他是一个病人，前半生不得意，因而充满了忧虑伤感。他因《爱情岛》（发舟西苔岛）而出名，这是一幅罗可可艺术的杰作。花园和室内的软性环境成了这一艺术热衷描绘的对象，因而一般人总是把罗可可艺术作为巴洛克艺术的对立，一种艺术的反动而看待。这是一种错觉，表相可能如此，而实质上罗可可艺术是对巴洛克艺术的一种扩展与延伸，使艺术表现更为精细化，情韵更内在化。二者的区别是巴洛克也使用欢乐原则讲究块面冲突与运动，情绪强烈装饰繁复有纵深的感觉，有鲜明反差的对比。而罗可可使用的欢乐原则，表现迅速转瞬而逝的情感，更具有香软柔甜的风格特点。这两种艺术特征前者阳刚后者阴柔，他们之间并非绝对对立而是互补的。18世纪的罗可可欢乐主要是指享乐，重在表达情欲，那种柔情蜜意的接吻，欢乐的拥抱，花园中的幽会，欢愉中的肉体摩挲，情人们把自己生活的瞬间都当作偷情纵乐的节日，应该说罗可可也是一个节日的盛典。恋人的嘴唇永远是香甜的，幸福是一种柔情缱绻在身体内循环流动。情欲和生命一样宝贵，但它在缓慢地流逝。爱情是绵延琐碎的，是一种精辟的细致，如同罗可可艺术那样，连绵不断装饰漩涡风云与水气，或细密相属的叶饰花纹。线条的琐碎弯曲对应情人嗦的话语，反反复复，颠来倒去的叙说的是我爱你欢的精彩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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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总是用来听的，在听中鉴别，在听中传递信息。没有人把声音视作沉默，沉默是无声的，只有沉默才是不着痕迹的，只要发生便有痕迹。但是声音的痕迹是流逝的，声音的伟大来自于客体，对主体而言他强调听，听声音你便能了解世界万事万物的奥秘，听人的声音你便能了解人的秘密，声音于是成了秘密的泄露。
声音便是对世界与人的破译。
听是声音的归宿，主体是聆听的人，声音是客体。如果声音是主体那客体便是被听的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声音是共振的，它是一种发散的物理现象，世界便在这永无休止的共振之中，每一个听都是对声音的回答。
听便是抵达秘密的通道，而声音对秘密而言永远是公敌，若要保守秘密就必须消灭声音，而声音一旦发生是永远无法消除的，这是悖论。
声音一词很纯粹，尽管它肯定是复杂的，生命的语言是一个无限庞大的家族而且变幻出无限层次和各类属，还有物理世界，宇宙深处传来的声音，它和光一样也是永不停息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声音是一种永恒。这种普通使得它纯粹，使得它成为宇宙与生命的一种本质。
声音只有发声的主体，任何生命的发声都是可以找得到的，可宇宙的发声却找不到声源，例如宇宙的微波背景。从共振而言一切发声都应该是关系的，也就是说声音来自于一个共振的容器里。
声音只管发出，并不在意发声后的结果，而听便是这种结果。这个结果只是对听者，因而听总是一种获得，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