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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以海事观之，使用陈旧武器的战斗群情也许对那时代的通史学者具有很大的兴趣；但它们对今日的海军指挥却没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因为他所必须应付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因此，正如马汗上尉所说，今日的海军指挥对过去的战略比战术将更加注意，他并不十分关心各个具体战役的细节，而关心的是那些基本作战原则的实际运用，这些原则使他能统帅全军，而各部队仍不失应有的主动性；保持广泛的变通，而仍能迅速集中，并以优势兵力突破一点。
同样地，深通某时普通史的人，可以生动地描绘某战役中所用的战术，而这种描绘在其主要轮廓方面是真的，即使有时错了，也无妨大体；因为武器已经过时，人们多半是不会抄袭战术的。但是，要了解一个战役的战略，要区别过去某大将的真正动机和表面动机，他自己必须是一个战略家。而如果他负责提出（不论如何谦逊）今日战略家从他所记载的战役所必须受到的一些教益；那末，他对今日和往昔的海军状况势必作了详尽的分析；他对许多国家中研究困难战略问题的人的著作对他的帮助决然不能加以忽视。海军史是这样，经济史也是这样。
只是在最近，而且多半由于历史学派批判的有益影响，经济学上的一种区别始为人所注目，这种区别相当于战争中战略与战术的区别。相当于战术的是经济组织的外部形态和偶然事件，它们取决于暂时的或当地的倾向，风俗和阶级关系；取决于个人的影响；或取决于生产资料。而相当于战略的是经济组织的比较根本的本质，它主要取决于人人所具有的欲望和活动、编好和嫌厌。的确，它们在形式上既不是始终如一，在本质上甚至也不十分相同；但是，它们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因素，足以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加以概括，借助于这种概括，某时某代的经验可以说明他时他代的困难。
这种区别和经济学上运用机械学和生物学类例的区别相似。十九世纪初期的经济学家对它没有充分的认识。李嘉图的著作也显然缺乏这种区别。当人们没有注意他的研究方法中所含的原理而只注意他所作的具体结论时；当这些结论被变成教条并生硬地运用于与他不同的时间地点时，无疑地，它们的为害很大。他的思想像锋利的凿一样，不小心就很容易割手，因为它们的柄十分笨拙。
但现代经济学家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反对教条，发展分析和推理的原理时，却发现了一中有多和多中有一。例如，他们知道，他分析地租的原理，对许多今日通常叫做地租的东西和中世纪历史家往往不正确地描述为地租的绝大部分东西是不适用的。但地租原理的运用范围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因为经济学家也知道，只要谨慎小心，它可以适用于各个文明阶段初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像地租的许多东西。
当然，战略家是不能忽视战术的。虽然人的寿命有限，不能对他同经济困难所作的各次搏斗中的战术加以详细的研究，但是，除非把人在某特定时代和特定国家中和他的困难作斗争的战术和战略的渊博知识结合起来研究，对经济战略上各个广泛问题的研究多半没有很大的价值。此外，各个战略学家应当根据个人的观察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细节加以仔细研究，其目的未必在干出版，而在于锻炼自己。而这对他解释和权衡他从书报上所得到的不论关于现在或过去的事迹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一个有思想的善于观察的人，总能从谈话和当代文学中获得关于他那个时代特别是他周围的经济材料的知识。他这样不知不觉地所积累起来的材料，在某些方面有时比他从所有文献上所得到的关于远时远地的某类材料还要生动而完全。且撇开这点不谈，对材料也许主要对他自己那个时代的材料进行直接而认真的研究，在需要任何一个严肃经济学家的时间上，将大大地超过纯粹分析和理论的研究；即使他是一个重视思想远过于重视材料的人，即使他认为，与其搜集新材料，不如更好地研究现成材料，这种研究是我们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或是在提高人与困难作斗争的战术和战略方面对我们将有很大的帮助。
第五节 续前。
诚然无疑，许多这样的工作需要细致的科学方法者少，而需要机智、分寸感和丰富的生活经验者多。但另一方面，许多工作，如没有这种机器，是不易完成的。自然本能将正确地选择并适当地综合与所述问题有关的那些事项；但它主要从所熟习的事物中加以选择；它很少使人洞见他个人经验的底蕴，或远远超出这种经验的范围之外。
已知原因的那些结果和已知结果的那些极其明显的原因一般都不是最重要的，这在经济学上也是有的。“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西”往往更加值得研究。如果我们并不是正在讨论仅仅具有局部兴趣或暂时兴趣的某一问题，而是在制定谋求公众福利的长远政策方面寻求指导；或如果我们由于某种别的原因考虑直接原因少，而考虑原因的原因多，则情形尤其是这样。因为经验表明，常识和机智，如所预期的那样，是不足以胜任这种工作的；即使实际锻炼也往往不能使人摸清超出他的直接经验范围以外的那些原因的原因；即使他想这样做，那也往往不会使他成功。为了做到这一点，各人都得求助于历代所逐渐积累起来的思想和知识这一强有力的机器。因为有系统的科学推理在生产知识中所起的作用的确像机器在生产货物中所起的作用一样。
当同一种操作必须用相同的方法重复进行的时候，制造一架机器来做这种工作一般是有利的。纵令工作细节上的变化是如此变动不居，以致使用机器不利，货物必须用手工生产。在知识方面也一样，如有任何研究或推理的过程，其中同一种工作必须用相同的方法重复进行，则把过程化成体系，组织推理方法，并制定一般命题，以便用作材料加工的机器和在工作位置上牢牢夹住它们的一把钳子，是值得的。纵或经济原因和其他原因的交错是如此纷繁，以致精确的科学推理对我们所寻求的结论很少有巨大的帮助，但是，在它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不利用它的帮助，却是愚蠢的。这和科学万能，实践才能和常识将无用武之地这一极端相反的假设，是同样愚愚的。不论某建筑家具有多么丰富的机械学知识，如果他的常识不丰富，审美观念不发达，则他只能建筑一所很不雅观的房子；而一个不懂机械学的人，他的建筑不是不稳固，就是在施工过程中有所浪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布林德利，也许比一个机智较差但受过很好训练的人在某种工程上做得更好；一个聪明的护士，一看她的病人，也许比一个有学问的医生在某些方面提出较好的诊断；但是，工程师却不应当忽视理论机械学的研究，医生也不应当忽视生理学的研究。
因为才智和手艺一样，是与其所有者共生共灭的。但各代对工业机械或科学工具的改进却传于后一代。现在也许没有一个雕刻师比修建巴特农神殿的雕刻师更加能干，没有一个思想家比亚理士多德更富有理智。但思想工具的发展像物质生产工具的发展一样，是累进的。
不论科学艺术思想或实用工具中所体现的思想，都是历代相承的最“真实的”遗产。如果世界物质财富遭到破坏，而这种财富由以制造的思想却被保留下来，则它会很快地得到补偿。但是如果所丧失的是思想，而不是物质财富，则这种财富会逐渐消失，世界复归于贫困状态。如果我们丧失了对纯事实材料的绝大部分知识，而保留了建设性的思想观念，则我们会很快地重新获得这种知识；而如果思想消灭了，则世界势必复归于黑暗时代。可见，追求思想比搜集材料，从严格意义来说并不是不“真实的”工作；虽然搜集材料在某些场合可以适当地用德语叫做实际研究（realStuduim），也就是说，特别宜于实科学校（realSchulen）的那种研究。经济学广大领域中的任何部门的研究，其中搜集材料和把材料联系起来的分析与构思都配合成这样的比例，而这种比例被认为最能增进知识和促进该特殊部门的发展，这种研究，从严格使用这个字的意义来说，才是最“真实的”。至于什么是这样的比例，却不能随便决定，而只能由潜心的研究和具体经验加以解决。
第六节 续前。
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