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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点点，那是听人说，有一家卖葱油饼，是昌黎名产，应该去尝尝，我们去尝了，记得是个小铺，在一条街的路南（？），味道果然不坏。又近午到站下车，见手端竹盘叫卖熟对虾的不少，都是一角钱一对。用我们家乡话说，人就是贱骨头，一角钱一对，我们竟连看也不看，及至三十年之后，变为二三十元一只，我们羡其名，反而很想分得席上的一只，回家“骄其妻妾”（引四书文，如引今代之最高指示，不敢更动，实际是只有妻而没有妾）。在昌黎无游，但昌黎之外却有游，那是忙里偷闲，乘火车往返，到北戴河海滨看看。我是平生第一次见到海，水无边，波涛大，一时惊为奇观。又那里的滨海土地为石质，没有泥沙下流，所以能够保持远近一片浓绿。塘沽就不然，站在海河口东望，一片昏黄，与北戴河相比，就有西施、东施之别了。写到此，想到适才说的第一次见到海，有的人迷信小说家者流，会以为我是健忘甚至故意“将真事隐去”吧？所以这里要掏心窝子说，第一次到北戴河，确是在1957年5月29日的中午，相伴者是长于我四岁的男子汉郭翼舟。其时郭君年过知命，我年将知命，两个半老泥做的，不够浪漫吗？那就请只醉心浪漫的诸才子诸佳人仍旧耳食去好了。
就内容说，这一篇说“得”，还应该有个其四，是写了一些有关语法的，换来一些供孩子上学的钱，因为情况复杂，而且有其他牵扯，附庸宜于蔚为大国，就只好留待另一个题目说了。王志英录入
《流年碎影》 小红楼（1）
记得约十年以前，我曾求人刻一个闲章，文曰“几度红楼”。此章有浪漫的一面，是身在杜工部的茅屋而幻想大观园的潇湘、栊翠。但主要还是写实，不提后话，到50年代初，我出入红色之楼已经有三度，北京大学红楼是一，鼓楼是二，本篇说的小红楼是三。这小红楼是教育部（其前身先为郑王府，后为中国大学）内的一处不很大的建筑，在中路（原王府正殿一路）以西，两层，坐西向东，其略东坐北向南是一座高五层的大楼，大概名红星楼吧，是教育部的办公地点。人民教育出版社初成立，算是出版总署的一部分，可是编印教材就不能离开教育部门的领导，估计是与教育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到1952年的6月，干脆就迁入教育部。楼不大，主要安置编辑人员，出版方面的职工安置在南面不远的石驸马大街。我在检查科，算编辑人员，就到小红楼上班。计在这个红色小楼呆了三年（1954年2月起每周一半往语言所，至1955年3月止），到1955年6月迁到景山东街。三年，风风雨雨，也该有些可记的吧，列个题目，试试。
由环境说起。北京的王府，建筑格式大致相同，郑王府也是这样，中间一路是殿堂，最后有两层的后楼。据我所知，这样的后楼，除佛住的大寺以外，只有王公的府第有，满清逊位后存世的已经不多。物以稀为贵，所以我到那里上班，院里转转，看见它，就不免有得见丁令威城郭如故之感。遗迹还有更值得看的，是西侧的一个小花园。有没有芳名或雅名，不记得了。面积不大，大致是方形，北面高基上建房，西端转南迤逦而下，下部中间还有山洞，像是还有水，其前植一些花木。这都没什么奇怪，所奇者是入其内就觉得有一种阴森之气，说严重些是不禁毛骨悚然。这感觉也许有一半来于传说，是北京有四大凶宅，郑王府是其中之一，列为凶，就是因为在这个小花园里，常有婢妾之流来上吊。但不是都来于传说，还是说感觉，园北是部的图书馆，我有时到那里去，穿过小花园，总是觉得气氛阴冷，不宜于流连。不记得听谁说或看什么笔记，说这个小园，同于麟庆宅中的半亩园，都出于李笠翁之手。如果竟是这样，这位写《闲情偶寄》的，又如果出于有意，难道是一阵发奇想，反他的闲情主义吗？就是这个小园，算来也是三十年以上不见了，经过大革命，还能存在吗？连类而及，再说其身后的图书馆，我进去的次数不很多，因为是初建，藏书不丰富，但有一本，清楚地记得曾借出来看。那是一本英文的《罗素哲学》，美国一书店出版。内容别致，是前部，由许多名家评介他哲学的各方面，后部，作者谈他读后的意见。翻看目录，评介知识论的竟是爱因斯坦。先看这部分，至今还记得罗素回报文的第一句是：“承爱因斯坦先生评论我的知识论，我感到荣幸。”这是把学识看做至上，掩卷，想到我们的对有力者山呼万岁，对无力者多方整治，不禁为之三叹。
环境之后想说说人。我是戴着贪污分子的帽子走入小红楼的，新时代，推行的处世之道是两极分化，对有加冠之权的是绝对服从加歌颂，对被加冠的是划清界限，哪怕关系是父子、夫妻之类的，因而我就除公事之外，几乎同任何人没有来往。那么，这写人的部分如何才能完篇呢？用挤之法，想到三个人，也无妨说说。第一位是部长杨秀峰。说他，还有点远的因缘，那是我上通县师范时期，听说时间略靠前，他在女师范教历史，教得好，为人正派，思想开明先进。果然，三十年之后，升了高官，还有不少书呆子气。重要的表现是严于律己，说所见或所闻的三件事。一件，也因为住得不远吧，上班，总是步行，后面一个人提着书包，跟着他。另一件，是什么小运动，领导要带头检查，他挖空心思，说出去，住宾馆，曾凭证由小卖部买几包纸烟，惹得台下听的人都破颜为笑。还有一件，是听说，部里来一批剩余物资，职工可以看单子，先圈后买，他出去了，家里人圈个大件，是冰箱吧，他回来，坚决退了，说：“这种高级用品，要尽人家买，咱们不能买。”我见了听了这些，想到通县的一点点同住之雅，心里感到安慰。第二位是黄秀芬。是个女的，其时二十岁上下，在小学语文编辑室工作。大概就是为小学语文的事，我初次和她交谈。人小个头儿，略丰满，可以算是漂亮。更突出的特点是和气，表现为唯恐人家不高兴。我受到意外的优遇，就愿意多说几句，没话找话，问她：“你是北京人吧？”她说不是，是福建人。问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她说不到一年。我大吃一惊，因为闽粤一带人，改说普通话，时间不长，让我这半老北京听不出是外地人，确是个奇迹。其后我们交往很多，直到在干校挨整，一同和泥抹墙，我才知道，在语言的天赋方面，上帝给她的，不知道超过一般人多少倍。例如福建话若干种，她几乎都会，凡是她到过的地方，只要住三个月，就说当地话，当地人听不出不是本地人。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竟局促于一个出版社，编大狗叫、小狗跳之类终其身。这有时使我想到社会问题的一种，是如何才能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来于人人有机会自由发展，而说起“自由”，在尾部会加上“主义”的时代，又有谁敢想呢！再说个第三位是李克俊。是总编室的一个普通职工吧，三十多岁，身材偏于高，枯瘦。好活动，尤其书方面的，记得曾组织卖书的事，还求马叙伦部长写个牌子。没有视我为贱民，同我来往，像对故交一样。我知恩思报，记得曾送他一本钱玄同先生著的《说文部首今读》，他立即由西单商场淘一本辜鸿铭的《清流传》（用英文写的）作为回报。万没想到，1955年6月下旬出版社迁景山东街之后不到十天，他自杀了，据说是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胡风问题吧。人生百年，终于不免一死，但在人的观感中，自然动手（用不治之症）与自己动手（用数尺白绫）终归不能等同。分别在于前者不可免而后者可免。由治于人的绝大多数人看，还不只是“可”免，而且是“应”免。如何免？就理说很简单，不过是不“使民战栗”而已。胡风问题使一些人战栗，但其中有“强”者，可以用自打自骂加忍之法保住命；李克俊走了数尺白绫的路，可证是弱者。我更弱，是直到现在才有胆量写这么几句，以表示还没有忘记他而已。
《流年碎影》 小红楼（2）
人说完，还可以说点杂事。语云，自求多福，挑挑拣拣，想只收赏心悦目的。这也有一些，是因为到小红楼上班，经常出入大木仓口，近水楼台，也就有所得。所得也许不少，可惜绝大部分由记忆库里溜走，只能说两件还记得的。先远后近。大木仓东口过大街的东面是西单商场，还有些旧书店和旧书摊，旧习难改，有机会就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