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其一是关于学的。我一向认为，凡是可信的学问（言外意是有不可信的，如用《易经》占卜，用气功治病之类），多学一种比少学一种好。我一生用语言（说和写），有机会亲近语法，可以有大得，是较清楚地了解语言是怎么回事；还可以有小得，是小名小利，小名者，有的人宽厚，开语法学者的名单，会大笔一挥写上我，小利者，可以写以语法为题材的文章换有大用的钱（以后还要专题说）。其二是关于人的。是借编写汉语课本的机缘，我认识一些人，至今还记在心里，以得识荆为幸的。由内而外说几位。
《流年碎影》 汉语课本（2）
吕叔湘先生。关于吕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为《吕叔湘》，收入《月旦集》），主要是谈他的治学和为人，都值得学习，这里不想重复。还说些什么呢？我想，是应该加说，我多有机会学而没有学，或没有学好。可是借吕先生的光却不少。能够参与编写汉浯课本可能是最大的。其次是80年代初，我写了几篇谈学习文言的文章，愿意借此换些小名小利，把文稿送给他看，他不只通读，提些修改意见，而且惠以书名为《文言津逮》，写了序。（1984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后不久，承他不弃，让我同他合编《文言读本续编》，完稿，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88年），我就真是附骥尾以传了。曹公孟德有句云：“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我这里说一点点与吕先生的交往，也只是心念旧恩而已。附带说说吕先生夫人程师母，她朴实，温厚，性格之好，在旧时代也是罕见的。
张志公先生。由50年代前期起，到不久前我往医院看他止，连续四十年有零，我们的交往，以及他给我的帮助，太多了。多，万言难尽，也就只好走间道，只写一点点我认为值得说说的。有几个熟人，都小于我九岁，他是其中之一。但他年龄虽小，处理世事的本领却高于我千百倍，以是，碰到大道多歧，我不知道应该走上哪一条的时候就找他。他总是能够衡量轻重，明确指出应该如何如何，而照做，虽然未必冠冕，却总是平安的。这就可证，我们的交谊已非一般。还可以补说个小事，以形容这非一般。是在凤阳干校接受改造时期，我和他都是常常受批受斗的，记得一次他受批斗，是因为过节，根据通知，买了剩余的酒。而就在这之后，我们碰巧在一起吃饭，看看左近没人，就共同喝了我珍藏的二三两剩余的酒。真想不到，在无理可讲的压力之下，犯“法”竟也成为至乐。何以称为至乐？是暴风刮过之后，我们曾对坐喝茅台，却感到，外，酒之味，内，心之乐，都远不如彼时了。
吕冀平先生。论年岁，我同这位小吕先生，相差二十有余，可是他调来北京，在同一室工作之后，没有几天就成为忘年的莫逆之交。口，谈得来，还要加上无话不说。笔，也是合得来，一直到合写文章换砂锅白肉钱。单说砂锅，白肉，是因为他特别爱吃这一味。他还好游，为公，同游过大明湖、泰山等地可以不说；还有私，是同游圆明园遗址的西洋楼（正名远瀛观）等地。汉语停了，他故土难离，回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人远了，情谊却还是如共朝夕之时。值得记下来的有两件事。一件，是80年代前期，我写了些回忆的小文，集为《负暄琐话》，当然想出版，可是人微言轻，谁肯接受呢？语云，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只好寄给他。是靠他明写序文，暗大吹捧，哈尔滨才有个出版社认赔钱印了。另一件，是缘于半个世纪前的一段经历，有人在背后反反复复说抑人扬己的话，他怕我旧病复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来信一再说：“要沉默，而且到底。”我觉得这才是“爱人以德”，值得长记于心的。
说起爱人以德，还要大书特书一件，是“朋友”的“与朋友共”，具体说是因为他，我才得结识张铁铮先生。他和张先生是同住哈尔滨的多年好友，好到一生结交许多人，排队，最近的一名，吕的一方必是张铁铮，张的一方必是吕冀平。解放以后，张先来北京，到《教育报》，吕略晚来京，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他们仍如在哈尔滨，有机会就一起喝啤酒，外加砂锅居的砂锅白肉。人之性，吃喝时必佐以闲谈，于是就说到我。记得第一次是张先生来看我，也如与吕，我们很快就成为忘年的莫逆之交。50年代晚期，吕先生回哈尔滨，至少是形迹上，我和张先生就成为最亲近并常聚会的朋友。情谊有浅的，是对坐闲谈，上天下地，同喝白酒，同为郊外之游等等；还有深的，是风风雨雨之时，惟恐对方不能安身立命。到80年代，风雨停了，我们还合力，编注了三本《文言文选读》。书完成，见面的“理由”少了，可是他至多隔两三周，必推门而入，照例说：“我没事，只是来看看您。”不幸是天不给他好身体，心脏出了毛病，以致只能在家里静养。通信通电话不难，只是我有时进城，坐办公室，就再也听不到他的叩门声了，想到世上希有的像他这样的古道热肠，心未远而不能常会面，不禁为之凄然。
陈治文先生。论年龄，陈先生也是小字号，可是人老练，学问扎实，为人同样是古道热肠，我敬重他，愿意同他交往。我们在语言研究所相处时间不很长，只是一年多，可是情谊很厚，比如他知道我喜欢欧词，就把他有的影印宋刻欧的词集送给我。他的更大的恩德是介绍我拜谒他的尊人陈保之（名邦怀）先生。陈老先生镇江人，在天津文史馆工作，其时为了整理文字学方面的书稿，常到北京来，来就住在语言研究所。第一次见，印象是高身材，消瘦，质朴如三家村的农父。交谈，雅驯，更多的是谦和。这样的风度当然会使人愿意亲近。时间稍长我才知道，陈先生原来精通旧学，尤其专的是古文字。也就因为治学偏于稽古，还精于文物鉴定。此外，诗词也写得好，没有新时代的气味；书札和文稿用毛笔写行写楷，劲而秀，使人想到姜白石。可是“良贾深藏若虚”，给人看的一面，像是不会什么的样子。我一生见到学术界的前辈不少，其中有两位，是世俗之名远不如学业之实，一位是顾随先生，另一位就是陈先生。两位还可以相比，是顾先生还有些名士气；陈先生呢，如果一定也要说有什么气，那就是乡土气。我说句狂妄的话，是陈先生这些高不可及的造诣，我都看清了，所以就愿意常趋前请教。早期，他在天津，1976年地震以后他来北京住，我总是有机会就去问安，不敢说想学什么，是亲謦欬感到心安。使我心不安的是不以后辈待我，比如去看他，辞出，他一定要送到大门以外。有时还送我估计我会喜爱的长物，记得有方药雨（名若）画的南塘读书图、顾二娘制砚的拓片等，可惜那幅图，因为上有罗振玉题，大革命中怕惹来杀身之祸，付之丙丁了。80年代后期，陈先生年九十，作了古，我为又少一个师表而很悲伤。幸而还存有他的不少手迹（包括书札），以及两三种书。书的一种是1989年齐鲁书社出版的《一得集》，收考证文百余篇，我总是放在书橱中的易见处。何以要这样？是有时拿出来翻翻，可以助我保持“自己毫无所知”的自知之明。
几位语言学大师。一位是罗常培先生，当时任语言研究所所长。我上北京大学时期，罗先生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讲语言方面的课，我畏难，没听过。这次在语言研究所相遇，他念同出入北大红楼之谊，还来看看我，寒暄几句。另一位是陆志韦先生。陆先生是学界的大名人，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时移事易，到语言研究所做研究汉语的工作。人中等身材，偏于瘦，言谈举止都轻快，没有大学校长的架子。他在美国是学心理的吧，思路清晰而细密，记得分辨词和词组的界限，考虑到各方面，可谓深入底里。才高，表现为思路（定形于文字）的跳跃，所以读他的作品，就要慢，想想夹缝中省略了什么。人还有刚正的一面，不记得听谁说，某次受批斗，施的一方曾勒令他跪下，他挺到终场，没有跪。人各有见，应该怎样看？我这里不想作制艺文，是以有机会认识这样一位为荣的。再一位是丁声树先生。丁先生也出身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比我早两年。如其时的千家驹、卞之琳等，在校门内就露了头角。他是前辈，又小有名，在学校我和他没有交往。在语言研究所看见他，是在乒乓球台前。推想是为锻炼身体，他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