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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于是我想，或只是感到，不应该再这样混下去。有两种机遇使这穷则思的“变”成为现实。
先说前一种属于送的。记得前面曾提到，我有个师兼友的熟人于澄宇先生，曾在北京师范学校任教，学问不坏，人狷介，也就难免不合流俗。其结果自然是经常穷。这“穷”还兼有古今二义，古义是不能达，多碰壁，今义是常常缺衣少食。我们住得不远，有些来往，也谈得来。是1943年后半年吧，他也是穷则思变，不知以何因缘，到西北转了一圈。是未有所遇吗？不久又回北京。回北京以后，记得是过了旧年的正月，曾来看我。他谈到外出，情况却含含糊糊。我不便多问，就心照不宣作别。三个月之后，现在还记得是1944年5月13日，侵晨，天还不很亮，全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开门，冲进来的是持枪的日本宪兵。问明姓名，说有事，让我跟他到队上去一下。还翻一下抽屉，拿走一本日记。仓促出门，上车，车绕西城，才知道被请去的还有友人毕奂午和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地质学家裴文中。未被蒙目，知道车是驰向前门外，至珠市口转东，走不很远，到路北一个门前停住。进去，被关在西院坐北一排平房的一间里。时间不大，就被传到一间行洗澡（把人的头部按到一个水池的水里）之刑的小屋里。见于澄宇先生裸体站在水池中。审问的是捕我们的那个宪兵，后来知道名河端富秀，是个中国通，能说流利的汉语。于先生不愧于先生，见我进来，慷慨激昂地对审问者说：“你抓他做什么，没有他的事。我们不过见一面，我只说到外面看看，也没有出路，就回来了。此外什么也没说。”审问者沉吟一下，把我送回牢房。房里还囚禁几个人，难友，同难相怜，只几分钟就熟了。也就了解许多事。这个宪兵队部原来是天津会馆，是北京有名的人间地狱之一，任务是消灭抗日活动。于先生曾往西北，有抗日活动的嫌疑，所以被抓进来。抓我和裴文中，目的是调查于先生的底细，因为我是于先生的朋友，裴文中是于先生的亲戚。拉我去让于先生看看，目的是暗示于先生，他们已经知道真相，不必再隐瞒，没想到我们反而借此通了气。其后不久，又传我一次，问于先生跟我说过什么，我照于先生的述说重复一遍。以后若干天，又传问我几次，问的不再是于先生的事，而是文学院的学生情况。我说我只有上课时候看见学生，下课就回家，同学生没有来往，什么也不知道。再问，我还是这样说。这样，过了整整六周，大概觉得再囚禁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位河端魔鬼传我去，说可以放我回去，但以后有什么情况要告诉他，并问“怎么样”，我不说话。相对沉默了一会儿，他还是把我送出大门，让我走了。到家以后，家里人都痛哭，邻居多来慰问，可不在话下。意外的是，于先生以及毕、裴二位都早已放出来。我才明白我是受了教学与大学生有接触之累。这累还有余韵，是连续几个月，这位河端魔鬼曾上门访问几次，仍希望听到什么情况。我装作在家养病，不出门，他终于绝了望，才不再光顾。
在人生的旅途上，入一次地狱是大事，事后回顾，有没有值得说说的？曰有。一件是关于经历，我算是眼见身受与平安、幸福、温暖、诗意恰好相反的一面，那是恶意加残酷，而这恶意、残酷以及与死为邻，都是人（也不得不称之为人吧）自己制造的！我没看过目连戏，推想必有刀山、油锅等等，但那是戏，在与阳世性质不同的阴间。而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地狱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恶有恶报，他们失败了，投降了，这苦难的回忆就可以一笔抹杀吗？我是多虑主义者，有时就想到我们本土之内的各朝各代的酷刑，莫非真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吗？联想及此，我感到痛心。痛心之情还常常上升为“理”，可以算作另一件，是想到人之性，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大概是错的，至少是理想成分太多；实事求是，应该相信精神分析学家，说人同样是具有多种欲望的动物，有欲望就求满足，于是有权有力（最尖端的是政治力量）就不惜整人甚至杀人以利己。这样看，日本军国主义干的多种坏事不只是他们一己的错误，而且是人类恶劣根性的悲哀。所以绝顶重要的事不只是压倒一个军国主义，而且是以“德”化动物的顾己不顾人的野性；至少是建立一种制度，使其中所有的人都没有滥用权和力，为利己而危害他人的能力。也是理想主义！还是转回来说实际，是我对北京的生活更感到心烦，因而穷则思变。
送的力量说完了，接着说迎。机会由韩刚羽（名文佑）兄那里来，要由他那里说起。韩兄中学阶段念北京师范，毕业以后考入清华大学英语系。大概才念两年，与一位住在鼓楼西的王姓女士相恋，王姓女士有始无终，他心如磐石，“不可转也”。难忍之苦，男性的对应办法，就彼时（30年代初）说是或死或逃。韩兄有没有想到一了百了，我没问过他，事实是（最后？）他决定逃，求变换环境可以换心。地点当然是越远越好，想到广东潮州有个熟人，来不及先联系，就提起个小包南下。幸而这熟人仍在潮州，他没有扑空。在潮州住半年，沸腾的感情会降点温，也许还要加上其地不宜于久居，他决定北行。先到上海，两手空空，只好过流浪生活。住小店，交个也过流浪生活的朋友，台湾嘉义人，名林快青。同境遇相怜，合得来，成为患难与共的好友。在上海又住了半年，他再北行，到天津，通过考试，到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师。我1935年也到南开中学，与韩兄成为同事，于1936年暑假一同被辞退，一同回北京。记得是1942年或43年，韩兄接到林快青从上海来的信，曾到上海去看林，说林在上海混得不错，成为文化界、交际界的名人，甚至与抗战地区的人士也有来往。林并曾来北京看韩兄，如范式之登堂拜母。是1944年末或45年初，林给韩兄来信，说他将接办上海《新闻报》，希望韩兄，并约一些有编写经验的人去。韩兄约我一同前往，我仍如往常之多幻想，以为变就可能有所遇，也因为与韩兄相交几年，已成为共患难的朋友，就答应结伴往上海。决定一同前往的还有韩兄的门生谢溥谦。
这到上海的创新之行，相识中也有不以为然且明白劝阻的，因为木已半成舟，也就只好如箭之在弦，不得不发。家里人是惶惑，既担心远行会不利，又怕滞留北京会失掉亨通的机会。说实在的，至少是我，到整装的时候，也感到有些茫茫然。可是人，大至中原逐鹿，小至北里追香，百分之九十九是由冲动决定的，其时我们是已经冲动而继以决定，所谓义无反顾，也就只能（尤其对韩兄）装作若无其事，静候至时起程。时间公道，没有照爱因斯坦说的那样变慢，于是到了出发的6月22日，记得天已昏黑，与韩兄和谢君一齐登车。由北京到南京是熟路，没什么可看的；何况多半是在夜里，应该梦见周公之时。其时车慢，竟在车上过了两夜，东方发白之时才到浦口。由南京东行往上海是生路，又赶上大白天，可看的不少。印象深至今不忘的是过镇江北望江面，好像万顷碧波浮在地表，使人不能不惊叹帝力之大。更不能忘的是过苏州，先北望，见虎丘，继南望，见城内佛塔，不由得想到桥畔帆樯，楼头佳丽。颇想下车：到（玄妙）观侧、阊门等地流连一会儿，可惜车不停，幻想随着景物的消失破灭了。补说一句，这幻想成为现实，已经是三十年之后，时间不留情，昔日的佳丽，也是欲求不知命而不可得了。还是抛开幻想，说现实，是车于下午五时余到了上海北站。先在吕班路会东道主林先生，然后，为了身心早踏实，到下榻之地霞飞路底湖南路（旧名居尔典路）。那是坐东向西的一个小院，院内有个两层上下各四间（？）的小楼。院门对着一片玉米地；由楼上东望，可见一些柳树和稀疏的平房人家。环境可算安静，但也有躲不开的吵闹，那是成群的蚊子，入夜真就其声如雷。幸而床头都有蚊帐，“屡战屡败”之后可以退守。楼不大，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单说我们三个之外的人，有半老男听差，中男管事，中女厨娘，青女秘书。何以要俱全？因为曾预想，要以这座小楼为据点，干点文化事业，求得大名大利。
但是语云，人间不如意事常十八九，我们到上海的次日，林先生来，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