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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总觉得合乎事理人情，有说服力。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他作古前出版的一本书，《自传》。记得曾买到英文原本，不知是否还束之高阁。也买到周兆骏译本，名《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次记得清，是一个学生借去看，未还。手头没有书，只好乞援于可怜的记忆，或说模糊印象吧。其一是他幼年主要靠在家里读书，到十四岁，学会了希腊、拉丁、法、德几种外文，学通了哲学、科学、政治、经济等多种学问。他说他只是中才，只要学习得法，就也可以有成就。这使我有时想到我们的学校教育，总是惯于用多种框框拘束学生，而不容许自由发展，所以费时费力很多而成绩却少得可怜。其二是记他们父子在野外散步时的一次对话，父亲问他某报刊上有一篇文章，他是否看过，他说看过。父亲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反问父亲有什么意见，父亲说：“不要信我的，我的看法可能是错的。你要信你自己的。”看到此，想到我们的信条是“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父”，真禁不住要放声大哭。但幸而余生也不晚，有机会读了穆勒，才能够在钦定的多种教条的围攻之下，我（至少在心中）还是信我自己的。围攻而不疑虑，所靠是理性的力量，依宋儒，天理为人所固有，但能发力则要靠明师，明师不少，而穆勒总是显著的一个。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国心理学家，医生，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我最初接触他，是读他的《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不记得了，只记得其中讲潜意识，讲性本能，讲梦，都能挖掘到人性的深处，使我对于所谓万物之灵的人，能够有较深入较正确的认识。也就因为钦佩他的洞见人心的目光，阅市，遇见他著的书就买，他著的，或介绍他的，遇见就看。是50年代前期，我需要养的人多而收入少，不得不清理一部分书换柴米，碰巧有个单位收心理学方面的外文书，就把他著作的几种英译本，连同一些别的，让出去了。只有一种英译本，名《一种幻觉的将来》，一种中译本，名《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译者及出版处所同引论），直到现在还立在书柜里。
精神分析是一门新兴的学问，根基不深，枝干就难免不稳固。譬如弗氏的大弟子容博士，就因为不同意乃师夸大性本能的说法，另立门户了。那么，我仍旧承认弗氏为明师，亦有说乎？说来话长，我早期“究天人之际”，也想明白人是怎么回事。东土（包括佛家的融入东土）的贤哲看人，大多是理想主义者，如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佛家，承认人皆有佛性，所以保持自性清净就可以立地成佛。只有荀子唱点反调，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可是在另个地方，说“先王恶（ｗù）其乱也”，可见先王的性是不恶的，就又靠近了理想主义。弗氏则眼多看平常的人（包括住在病房的人），至少是叙述实况的前半段，就暂时扔开理想主义，说人同样是充满多种欲望的动物，或说具有“野”性，但人都要活，人人都野就难得活，所以又必须以“文”化之（也可以说是又引进理想主义）。野是本然的，如水之就下，很容易；文是人为的，如水之就上，很难，而且千年之功可以毁于一旦。我很欣赏对人的这种看法，——不只是欣赏，而且是信受奉行。信，我还由之演绎出纲领性的，是“不信任主义”。近取诸身，先是不信任自己，因为自己也是充满多种欲望的动物，不以文化之，同样是必致做损人（甚至也损己）的事。由己身推向外，比如我就不信，由传说的盘古氏起，小民坐在家里，会有圣帝明王，英明领导，把幸福送进门来。那么，要活，而且活得好，应该怎么办？只有乞援于不信任（任何人）。不信任而仍不得不“行”（或说过日子），只好变为人人都做主，所谓民主；共同定个规矩，任何人不得不遵守，所谓法治。主，守法，成为习惯，甚至变被动的“不得不”为主动的“心甘情愿”，就成为“德”。所谓以文化之，最高的要求是人人都有德。但这只是希望，希望与失望是近邻，因为追本溯源，人终归是充满多种欲望的动物。所以无论小，讲修齐，大，讲治平，都要稳稳抓住不信任主义。也就因为有这种认识，我前几年写《顺生论》，才以“王道”“常情”“民本”“限权”“归仁”“取义”等为题，发了些并不新奇的议论。说不新奇，因为是由弗氏的对人的看法推演出来的，所谓有师承是也。
四位师尊写完，还想附带说一下，算作检讨也好，是这次介绍明师之道，曾找出几本原著看看，才知道在其他篇什谈及，引其中的话语，乃凭记忆，与原文颇有出入。以罗素的《怀疑论集》为例，说打败拿破仑，论功，英国教科书和德国教科书讲得不一样，都贬人扬己，也就都不可信。到此，记得不错，以下把两种都给学生看，以求学生都不信，罗素没说，大概是因为事实做不到，是我凭记忆加的。幸而并没有违背罗素崇奉怀疑的精神。但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失误。又有什么办法！想到昔人，周亮工凭记忆写《书影》，我是读了些书，竟连影子也没有保存好，而命定又不能不涂抹，灾梨枣，每一念及，不禁为之凄然。王金凤录入
《流年碎影》 生计（1）
人，进可以东山吟咏，以天下为己任，或退，茅蓬数息，求此生离苦海，但走向街头看大众，兼透过外皮看内心，就可以领悟，天字第一号的大事是要能活。所以如前面所记述，我走进又一红楼。人间的事，预期的与实现的，总会有或大或小的距离，我这一次则是心情的不得已变为有意外的获得，是多暇，可以杂览。但周围却不是一潭清水。人小，无名无位，志小，只是一月领一次钱换柴米，会使冷眼旁观者气短，也就罢了。还有使人心不静的，是明的争吵，暗的倾轧。说是会生是非之地也许太过，总是不宜于修真养性了。语云，人挪活，树挪死，我想换个地方。可是正如现在许多人住房不如意一样，有志迁而无地迁，也就只好仍旧贯。没想到挨到1942年春，先是传闻教育馆有撤消之议，继而传闻真就成为事实，明令撤消，树倒猢狲散，也就不得不另找饭碗了。
且说其时我还有一点点精明，知道未雨绸缪之重要，于是在旧巢未毁之时就谋画筑新巢。依时风，以及考虑己身的条件，应该重操旧业，到学校去教书。向平处跳是中学，向高处跳是大学。想到有不少熟人已经走进敌伪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文学院，就也想先试试文学院。现在诛昔日之心，是如果能如愿，就对于同行列中能向上的，可以显示未居人后，未能向上的，可以显示已在人先。有利，求的劲头儿就大。文学院长是我由师范学校时期就敬重的周作人，可是因为敬重，北京沦陷后，传说他将出山的时候，曾写信给他，劝他不要出山，曾反对他出山，现在到他门前求关照，如何启齿？勉强找理由，是他有名，要爱惜羽毛，我无名，可以只要饭碗，当然，这饭碗要不是从别人手中夺过来的。其实，现在回想，彼时是连理由也来不及想，因为要活，就只能找个自己认为还可以凑合的职业。主意已定，就找门路。依世故，要找人代言，以期自己少脸红，对方可以有个考虑的时间。记得求的师辈有马幼渔先生，有赵荫棠先生，有沈启无先生。没有什么大曲折，但时间不很短，总算成了。名义是国文系的助教，像是薄待而实际是厚待，因为助教是专任，有课没课都拿一个定数，如果换为讲师，拿钟点费，一周即使多到四课时或六课时也活不了。记得分配的课程是中国学术思想，还代人讲过《诗经》课。我多年杂览，几乎没有专业，登高等学校课堂讲课，自知是滥竽充数，心里经常感到不安。是不久前，有个其时的学生，因为读了我的某一本拙作，以其中的作者介绍为引线，来看我。他也是年向古稀的人，谈及昔年听讲的情形，说颇受教益。他这样说，显然是因怀旧而以恕道待人，我感激，也就更加惭愧。
其时是战争加社会混乱时期，物价总在不断地上涨，所以换了个收入比原来稍多的职业，家有老小，生活还是很困难。借了挤入文学院的光，有个教大学的小地位和不坐班的闲暇，也借了在育英中学教书的师范同学曾雨田和大学同学李九魁的光，没有费力，就找了两班国文的兼课钟点。勉强可以糊口了，可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