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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兰。唐先生，字立厂（āｎ，非工厂的厂），浙江嘉兴人，古文字学家。我上学听他课，讲的就是古文字学。记得后来成书出版，名《古文字学导论》（？），我买过，现在也找不到了。辨认古文字（主要是殷墟甲骨上的）是考古的一支，当时也是热门，唐先生钻得很深，也颇自负。记得一次上课，他谈这方面研究的情况，有个同学问：“郭鼎堂（郭沫若其时在日本研究甲骨文、金文，署此名）怎么样？”唐先生小声说个“咳”，接着是冷笑，推测他的意思是，外行胡猜，多可笑。因为研究金文，他还是青铜器专家，记得30年代后期，我到他家里去，看见屋里就有些小件青铜器。其时他住在地安门内，与个年轻的夫人（盛传结合时他三十四岁，夫人十七，恰好减半）为伴。大概是1939年夏，他决定南行，春天，由国文系同学李九魁发起，在中山公园为唐先生送行，参加的有我和周祖谟，记得还照了相。解放以后，唐先生未回北大，到故宫博物院做什么研究工作，我见过他。他本来就偏于胖，随着年岁增加，体重和血压也增加，听说多在家休息，终于抗不过病，作古了。
恒寿山。课堂上的前辈说得太多了，应该换换样，于是想到恒先生。恒先生是武术教师，教的是业余课，地点在红楼西北角的风雨操场，时间是下午下课以后，一周几次不记得了。他是满族，其时已经年近古稀，健壮，秃头，所以表演太极拳，颇有老僧入定的神气。他武术造诣很高，通各路拳术和各种武艺，还练过摔跤。他说这样多学，是想当侍卫，没想到江山易主，会武术没出路，只有靠教学吃饭了。他在武术界名声很大，人称恒大力。有一次他露了一下，是抬起一条腿蹬其上有窗的一面墙，确像是房屋的半面都颤动。他还表演过运气，是不管你打他什么地方，那地方都鼓起，成半球形，坚韧如橡胶。我是偶然一次走入风雨操场，认识他的。其时考北大都是学广义的文，所以虽然学武不必交学费，学的人还是很少。我呢，也许小学时期看《七侠五义》之类还有影响吧，就向恒老师说也想学一些。他问我姓名和籍贯，不想一说香河县，他大感兴趣，因为香河县有个全国驰名的武术家张秀林（名策）是他的师兄弟。由于这种因缘，他对我很亲切。但他有知人之明，说：“太极太难，要有耐性，还是学一套威虎拳吧。”果然，学了不多，我就表现为没有耐性，不积极学了。但我有时还去，是愿意听他讲亲见亲闻的武侠故事。恒先生记性好，健谈，讲旧事不夸大，添枝加叶，所以常常觉得比看武侠小说有意思。此外我还有什么获得呢？是万一有机会宣付史馆，今代的太史公就可以多写一句，曰“学武不成”。
郑河光。因为想到好心友人常说的“健康第一”，这篇掠影想请郑大夫来做殿军。郑大夫也是名和字统一，福州人。外貌十足的福建型，短小清秀。听说是柏林大学的医学博士，在北大任校医，名义是秘书处卫生组主任。管保健，郑大夫是专任；还有兼任的，是德国医院的克礼和狄伯尔（曾为孙中山治病），其中之一人每周某日中午来一小时（？）。这兼任的名家，我因胸部不适见识过一次，是狄伯尔，记得不同于一般的是以耳代听诊器，听完，用德文写个纸条，让你拿着往德国医院，自有人照条处理。所以还是郑大夫方便，也就实惠。比如说，他有汽车，你在宿舍病了，由工友打个电话，郑大夫一会儿必到，检查，开西药方，到东安市场西门外同济大药房去买药，照方吃，吃一半或略多，准好。也许因为都是家常小病吧，同学们的印象是，吃郑大夫的处方，没有吃得一点不剩的。也就因为这样，郑大夫虽不是胡适等那样的名人，不教课，我，推想别人也如是，离开学校，却记得他。说来也巧，是8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到王府井大街买东西，出东安市场西门，在当年同济大药房以北不远，看见一个短小清瘦的老人站在路旁，大概是等车吧，确是郑大夫。我想过去打招呼，继而一想，分别整整半个世纪，凄风苦雨，都不免有多少坎坷，如何说起呢？人生多事，常常是不知比多知省心，装作没看见也罢。
写至此，回头看看，字数已经过万，未摄入镜头的人还是不少，怎么办？不好办的事不办也罢，就此打住。赵静静录入
《流年碎影》 同学点滴（1）
依照诌文之理，写了前辈，应该接着写同辈，即同学。同学有广义的，是同校出身的，那就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毕业的由云龙（整理《越缦堂日记》，抽编为《越缦堂读书记》）和伦明（版本学家，曾在北大讲目录学）也就成为同学。有狭义的，是同班上课的。这里想不偏不倚，也就不广不狭，指曾同时出入校门，在某课室中平起平坐的，说得再具体些，是1928年——1934年入学的都算。人多，附加两个条件，一，我熟悉；二，有些情况值得说说，这样一限制，就所余无几了吧？姑且走着瞧。次序用先男后女并由近及远法。
李耀宗。我和他关系深，新语有三同之说，我们的“同”大概加倍也不止。他是河北省满城县人，年龄略小于我，1931年由预科（最后一期）升入本科国文系，与我同班。宿舍也分在一处，第三院那个口字形二层楼楼上西面的三十号。四年毕业，他“回”保定（他是保定育德中学出身）教女子师范学校；我走投无路，最后才由学校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混饭吃。天津一年，教学成绩不佳，被学校辞退，回北京，只找到个代课的位置，由他介绍，到保定育德中学，得个较安稳的饭碗。语云，饱暖生闲事，其实只是安稳也生闲事。彼时我破一个家不久，就如一切俗人一样，又想有个家。天道远，人道迩，于是就迎来一位可与共朝夕者（详情当于“婚事”篇述之）。需要有个下榻处，其时耀宗有个如意佳人刘玉清女士共朝夕，租住中山北街（旧名灶君庙街）路西已故画家姚丹坡之半弓园。园在宅院之西偏，北房三楹，菜畦瓜架，有林下之趣。他本诸（论语）“与朋友共”之义，把西间让给我们。以后又共同迁往操场营房，变共吃共住为分吃共住。他天性温和，甚且近于懦弱，但情多，有时与刘女士小有不协调，饭时必面对饭碗落泪。七七事变，我们分散一个时期，以后都在北京靠教书活着，仍多有来往。刘女士不幸早逝，新共朝夕的是一位陈女士，他到昌黎教中学时结合的，人也朴厚，因为住得远，见面次数不多。解放以后，我改行做编辑工作，80年代前期，我主编《文言文选读》（三册），他一直帮助作注。这套书完成后不久，他因脑病突然去世，我由医院太平间外送他到八宝山。返途与他的两个女弟子同车，见这两位已是不惑以上，仍是一路啜泣，使我想到他为人的忠厚热情，以及走一个少一个，不禁为之惘然。
王造年。他是河北省安新县人，也是年岁比我略小，1932年考入北大，选史学系。毕业以后，30、40年代之间曾到日本镀金，也许仍是学历史吧，可是回国以后未升迁，仍是教中学。记不清以何因缘，我们交往很多。他为人，外和内都有风趣。两肩，左方总是比右方低一块，与人以不严肃整饬的感觉。说话声音细小，像是偷偷的，还故作郑重，里面却夹杂一个又一个笑料。嘲笑人，更多是嘲笑自己，其内心像是认为，一切冠冕的表皮，其下都是不雅驯的，看透了，一笑置之也罢。40年代，大概由同学介绍吧，到察哈尔去工作，不知怎么就改了行，进了财政厅。迎来解放，仍留在张家口。又回学校，不是普通中学，而是财经性质的进修学校。先是在大境门外以西，我有时在张家口长女处住，去看过他。其后学校移市内西北部，他在大境门内离我女儿不远处租了房，我们的见面机会就多了。记得曾同游大境门，写了诗，同到小酒铺喝酒，写了词。他的夫人乃少年时期结发，脚不大而本领大，所以他可以遂本性之初，不问家事，吃饱了，冷眼看世间。不幸是甫过古稀，夫人得了不治之症，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