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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课的自由与容忍，还有可以说说的。一种是，受课的人数（指注册科注册的）没有限制，如一年级普修，可以多到二百多人；选修课，学科重要且普通，讲授者有大名，选者可以多到几十人，学科蹩脚，选者也会少到一两个人。学校是只要有人选，不管人数多少，就开课。开课，不管必修还是选修，学生还有两种自由，一是点名簿上有名却不去听，二是点名簿上无名却去听。听点名簿上有名的课，经过学期考试，及格，可以得两学分；学分够数，才能取得毕业资格。可是考试，间或也容许自由和容忍插入。也说说还记得的一些情况。一种，如党义和军训，是只要参加就及格。学生心目中所谓正式的课，也有只要参加考试就及格的。那是钱玄同先生的音韵课，记得上学期终了，我去课堂参加学期考试，响过钟，钱先生走上讲台，把一叠考卷放在讲桌上。学生自己去拿自己那份考卷，四道题夹在考卷里。钱先生则一坐下就打开自己的皮包，拿出文稿之类，在看，在写，永远不往下面看。我打开考卷，看考题。旁边一个同学小声说：“马马虎虎答三道就成了，钱先生向来不看考卷。”后来证实，考卷收齐，钱先生果然就直奔注册科，扔下考卷就回家了。适应这种特殊情况，学校刻一个木戳，文曰“及格”，注册科收到未评分的考卷，只要卷面有名，就加盖及格，计入学分。钱先生这样做，显然是认为，学识方面造诣的高低，并不能由考卷上反映出来。这样的看法，据我所知，学生中也有不少人有。也就因为有这样的看法，规定有考试，教师，学生，都常常以逢场作戏的态度来应付。比如还记得，一次考大一普修英语，我不愿意去，就托陈世骧同学代办，他入考场，拿并答两份考卷，教师钟作猷先生未必不知道，只是因为有红楼的自由、容忍精神笼罩着，他就视而不见了。
最后，还要说说也许只见于北大的更大的自由与容忍的现象，是对校外人的门户开放，即非本校师生也可以随意走入某教室去听课。据我所知，对于非校内人，不掏学费入教室听课，学校并没有容许或不容许的规定，事实是容许，这只能是在北大，学术自由的风太硬，本位主义的小家子气就不能有存身之地了。若然，这种现象，也许在民初就司空见惯了吧？且说我入学的那几年，自己亲见，以刘半农先生的古声律学为例，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听，到学期考试才知道，选这门课的只我一个人。还有更离奇的，是抗战胜利以后，学校由昆明回来，梁思成先生开中国建筑史课，曹君家琪约我去听最后一次的杂建筑，记得用幻灯介绍，有桥、塔、花园等。讲完，梁先生征求如何考的意见，没有人答话。最后弄明白，原来堂下坐的二十几个人都是旁听的。学校开课，如此容忍，也许太过了吗？至于我的私心所愿，是母校永远这样大大方方的才好。可惜时移则事异，过去的就永远过去了。
《流年碎影》 讲理
夸娘家，也如今代之有些人求“发”，没有够，所以写了自由与容忍之后，还想深追一步，求精神之根底的精神，于是想到“讲理”。讲理有世俗意义的，小两口吵架，一方火气盛，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另一方会说，“你要讲理”，这理通常是习俗认可的某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比如放到道德哲学课的讲义里，是否合理就要另说。这是否合理的“理”是深一层的，或深几层的，其表现也许不异于习俗，但要由“思辨”来。本篇所说讲理的理，是由思辨来的理，求得，不易，而只要肯求，它就会在知和行方面有大建树。求，得，都是一种珍贵的精神状态，也因为后来成为广陵散，所以想提出来说说。
理，不可见，说，就不像广告家吹自己产品那样容易。从哪里入手呢？想到七年前的旧事。那是1988年，母校北京大学过九十岁生日，当然更应该有各种纪念性的活动。活动之一是组织一些人写以“我与北大”为主旨的纪念文章。承编者不弃，让我也滥竽充数。比如母亲过生日，不管自己成器不成器，登堂拜寿总是不能辞谢的。于是我想写什么。我与北大，我想分而治之，或写北大，或写我。而凑巧，在此之前，由于怀念，关于北大的旧人和旧事，我已经写了不少，都收入《负暄琐话》。剩下可以写的只有“我”？当然，祝寿不当说泄气的，于是搜索枯肠，求自己的所得，甚至可以摆上桌面的。居然就找到，或只限于治学，是学会了怀疑和追根问底。标题加大，是《怀疑与信仰》，因为想到培根的名言“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自知造诣有限，只能有始无终。但这“始”也不是无所得，那是不轻信，是直到现在我还珍而重之的。单说这怀疑和追根问柢。二人同心，作为一种精神，至少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各方面的影响却是不小的。只说两点。一是不信任何权威，如旧的子曰诗云直到上谕之类，新的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指示之类，因为依照怀疑精神，都可以问，或说必须问：“你信，它就真正确无误吗？拿权威以外的理由来。”而经常是拿不出使人人心服的理由，更经常是不许问。问，结果常常是不信，有什么好处吗？由浮世的利害方面看，也许没什么好处。至于说到治学，求真，那就只能走这一条路。二是有所知，因为都问过所以然，所以就比较靠得住。总之，在红楼混四年，我虽然未能“终于信仰”，因为学会怀疑和追根问底，就算作所得只是不信吧，我还是认为大有所得也就不悔恨的。
说到所得是不信，这里还要补充几句，因为1988年以后，我不自量力，写了一本《顺生论》，讲了不少有关“人应该怎样活”的看法，说应该如何如何，显然是有所信。难道我真就能够“终于信仰”了吗？难言也，因为由一个方面看是有所信，由另一个方面看，这所信并不根深蒂固。具体情况是这样，借用《礼记·中庸》的成说，我接受“天命之谓性”的“性”，而不问“天命”是怎么回事，它规定的“性”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形而上的价值。在此阶段，“天命之谓性”在我的心目中，与佛教的净土、基督教的天堂不同，所以还不配称为信仰。但接受这句之后就会顺势下行，同样接受“率性之谓道”。这“道”是“朝闻”之“夕死可矣”的“道”，自然要影响知和行，知会分辨是非、好坏，行会决定如何立身处世，所以说是有所信也不能算僭妄。与《怀疑与信仰》那篇文章相比，我写《顺生论》，思想的大格局没有变，只是表白得比较全面，比较细致。这不变，这比较全面；这比较细致，饮水思源，都来于北大红楼的精神面貌，“讲理”。这是自我陶醉吗？古语有云，当仁不让，干脆就再费些笔墨，说说有关讲理的一些情况。
先要说清楚，其时，红楼之内，人对人，无论治学还是交往，都习惯于讲理，大概没有人把它当做一个课题，研究所谓“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自然更没有想到这些。后来，比如现在，想到这些，是因为而立之后，问学兴趣转变，扔开《龙筋凤髓判》之类，改为钻研《纯粹理性批判》之类。钻研，有所悟，这里，借这所悟，就可以为讲理之“理”加个小注，也可以夸大言之，称为阐微。计可以分作三个方面。其一是求知方面，不无条件地接受传统，听信权威。从正面说，凡有所肯定，都要找到充足理由。所谓充足理由，是要合于思想规律，举例说，接受一个全称肯定判断，一定要在不能找到任何特称否定判断为真之后。或干脆简而明地说，是信任自己的（纯粹）理性。其二是在立身处世方面，用中土的话说是待人如己，借用康德的话说是服从自己的实践理性，把别人也看做人。其三是凡有所信，都承认它的普遍性，这是说，不当如俗话所说，“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甚至己所不欲（如挨整），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