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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也许不是，或不全是，如我们所共见的。单说蔡元培校长，他的办学方针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如果换为以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为指导，只许读某几种宝书，北大式的学术空气还能存在甚至发荣滋长吗？
事实是彼时并没有“如果”，于是就形成北大式的浓厚的学术空气。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一是多数人把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看做自己的事业。我选了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史哲不分家，以下举例就限于这个圈子内的。文，史，哲，都有中土和西方的，也许家门口的更容易看见也就更容易感兴趣吧，其时的文史哲名流几乎都是研究本土的，比如胡适的博士帽子是由美国挣来的，在北大开的课却是中国哲学史。讲史要知古，而知古并不容易，又因为有清一代的学风主要是汉学，即考古之实，所以充斥于红楼的治学空气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考古；还可以举一种书为代表，是《古史辨》。古书念多了，对勘，准情酌理，对于某些旧说，昔人信而不疑的，疑了。比如创立家天下的大禹王，顾颉刚先生就疑为是个虫子。钱玄同先生则更进一步，废姓，改为疑古玄同。这样疑古，对不对，是另外的问题，这里所取是很多人废寝忘食，像是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到治学里。长年钻故纸堆，其他都不顾，是一种生活态度，这态度，由一个角度看，有助于学术空气的形成，由另一个角度看，是学术空气熏陶的结果。
其二，也确是有了可以夸耀的成就。这可以用指名道姓法说，是某某完成了什么样的大著作，于传统的学术大厦上添了砖瓦，甚至使昔日的门楣之类刷新了面貌。也可以不指名道姓，只是总而言之，说在学术领域，北大红楼总是走在前面，推出分量重的，并开风气之先。两种办法都苦于一言难尽，只好改为举一斑以窥全豹法。说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种是今古文问题，直到北大红楼的崔适与刘师培，还争得脸红脖子粗。钱穆先生多年深钻秦汉，既写了《先秦诸子系年》，又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抛开意气，摆事实，证明情况并不像今文家说的那样，都是刘歆伪造。这是以事实为根据讲道理，所以有说服力。再举一种，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这篇文章写于1921年，长约三万字，与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比，是小块头，却大有重要性。这重要性，分着说是三种。以先轻后重为序，其一是指明索隐法的荒唐。所谓索隐，是认为小说中的情节是指历史上的某事，人物都影射某某人，如林黛玉，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以为是影射董小宛，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以为是影射朱彝尊。何以知之？显然是来于幻想加牵强附会。幻想，可以自怡悦，至于取信于人，一种也大不易（如影射董小宛，据孟森《董小宛考》，董小宛死于顺治八年，年二十八，其时顺治皇帝才十四岁），何况还可以有多种？（加上近年的，专说林黛玉，所影射总不少于十种吧，究竟哪一种幻想对？我看最好是聚这诸多索隐迷于一堂，让他们都转守为攻，驳斥对方的荒唐。）其二是判定作者是曹雪芹，小说中所写是曹家旧事，所谓“自叙传”是也。这样的判定也许失之过于粘滞，没有予艺术创造以应有的地位，但至少我看，大体上是不错的。也就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红学走红，不少人考有关的各个方面，基本上是在这篇考证的圈子里转，只是发现一点点新材料，有些粗疏的地方可以化为细致。其三是前两种重要之中蕴含的一种虽无形而分量更重的重要，是输入并摊出一种更为鲜明的科学方法，找多而有力的证据挤出结论。这样的方法，我们的祖先也用（尤其在汉学中），只是因为它常常掺和在玄想（如阴阳五行、谶纬、天埋等）之中，形迹就不够明显，力量就不够大。胡先生这篇考证不然，是用大量的证据支持一点点结论，给人的印象是，情况只能是这样，不可能是其他。因为是这样，所以在一般学人的眼里，索隐迷就输定了。这是学术空气的成果，应该大书特书的。应该大书特书，还因为近年以来，那信幻想不管证据甚至不管情理的歪风又有死灰复燃之势。还是限于红学，据我这孤陋寡闻所知，有不很少的人著书立说，以表示自己能够洞察幽微。这幽微主要是两处。一处是小说的作者问题，说是曹雪芹，不出奇，因而不能制胜，于是说不是曹雪芹。何以知之？就我见到的说，证据都薄弱得可怜。又依考证的通例，立新说，应该先把旧说（曹雪芹作）驳倒，那就应该举证证明，如《随园诗话》、甲戌本脂批等处正面说乃曹雪芹作的话都是错的，这些新说像是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另一处是小说的本事问题，即影射什么。顺治朝事、明珠家事等旧的猜谜不新鲜，于是制造新的幻想，据某书介绍，有说是骂雍正皇帝的，有说是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的，有说是影射古往今来的人和事的，有说是反满吊明的，等等。对于这些只可自怡悦的幻想，我没有兴趣评论，但也无妨总而言之，是：一、像这样的猜想，就是我这样无才无学之人，如果想凑热闹，拿出三天五天时间，也可以编造几十种；二、我不肯编或不敢编，除怕通情理的人齿冷之外，是因为还记得个逻辑规律，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判断，只可能都错而不可能都对。然而可惜，这些新索隐家竟连这条规律也忘了（也许不是忘而是不知道）。这就禁不住使我想到科学方法以及北大红楼的学术空气。
《流年碎影》 学术空气（2）
其三，还表现在多数人喜欢读书，喜欢买书。读书，一般在自己的书桌前（图书馆的情况另题写），不容易具体描画。但可以从另一个渠道透露出来，那是新著的问世。即如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我们略翻翻就可以感觉到，中国旧籍，尤其中古以前的，他是都读了。胡先生的《红楼梦考证》，照旧习惯说，只是一篇而不是一本，提及的书也总可以塞满一两间屋子吧？再说买，对于有名的学者，其时的书店都是送货上门。书店里都有一些人精通业务，除版本之外，还知道某学者已经有什么书，还缺什么书，或还可能买什么书。所以学术界的名人，登堂入室的客人，次数最多的常常是书店的伙计。一般是送到放下，买不买，何时付款，以后再说。所以，其时的学术界名人收入虽然都不低（银元数百），却多数欠书债。买书，守株待兔之外，还喜欢缘木求鱼，如新正逛厂甸就是一种方式。买书之后是存书，或说藏书，北大的红楼人物有不少是有名的，如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马廉等都是。买书成癖还会产生轶闻，只举一种，是1933年春天，刘半农从琉璃厂松筠阁买到一部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傅大胖子（傅斯年）未能捷足先登，先找刘半农求转让，不成，又找松筠阁大发脾气。为书这样，亦一痴也，可笑吗？我看呢，这才是北大，学术空气在最上层罩着。
其四，也就是在这种空气笼罩之下，几乎人人都把有学识看做无上的荣誉。入北大红楼，上讲台说说道道，可以说是没有不学无术的。但学识的质有重轻，量有大小，外貌有鲜明与暗淡，大致说是以著书立说的情况来衡量。有的人位高，如蒋梦麟，是校长，可是没听说他有什么著作，在学生眼里，不过是上方派来的一个官而已。北大之所以为“大”，是靠有胡适、熊十力、汤用彤、黄节、罗常培、沈兼士、马衡、孟森、钱穆、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等等都著作等身的名教授。这样，在北大，评定荣誉高低的标准就成为单一的，看能不能拿出学术上有分量的货色来。能，其他方面就可以视而不见，比如孟森先生，其貌枯朽，装束呢，总是蓝布长衫，家做鞋，上课只会念讲义，可是因为他是明清史头号专家，编著多，贡献大，红楼里的人还是很尊敬他。
其五，这视有学识为无上荣誉的价值观念有排他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政场，轻些说是不热心，重些说是看不起。不是不以国事为意，是认为政场中人几乎都是为升官发财，而不是想把国事办好。治学是清高的事业，所以就要远离政场。自然，这是就多数人说；少数，在背地里，也会为某种势力奔走呼号吧？比如有个同学，人呼为马面先生（因长脸），据说就充当官方的爪牙，歌颂、打小报告等等。毕业后如何腾达不记得了，只记得在校时期，同学提到他，都伴以冷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