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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说我上学时期，在旧城北郊三四里发现一处古迹，明代晚期学者李卓吾的墓。记得我们凑几个人，利用星期日可以自由活动之便，往北郊看过。墓碑很大，“李卓吾之墓”几个大字是焦竑写的。李卓吾是在通州监狱里自杀的，自杀的远因是他攻乎异端，不为有些人所容。但死之后，有人为他营葬，而且立碑，与其后几百年的文化大革命相比，昔人还是宽厚，能容人的。由相比而说厚古的话，是因为今人不能容人，就把李卓吾的墓碑砸了。这是发烧，或发疯。及至烧退，热变为冷静，才知道也应该让古人占一席地，墓碑残破了，修理，并为有多人瞻仰，把墓移到西海子（今辟为公园）。
由一块旧墓碑不由得想到一块新墓碑，也为通县扬了名的，是不久前在张家湾发现的曹雪芹墓碑。对于这块墓碑的真假，与红学有关的一些专家看法不同，并争得脸红脖子粗。我看过两方面的理由，而且看过那块石碑，也觉得破绽不少。这里提它一下，是因为一，由李卓吾顺流而下，或连类而及；二，真也罢，假也罢，反正我的第二故乡通县因此又热闹一番，或说扬了名。故乡出了名，我亦与有荣焉，岂可不大书而特书之哉。
还可以补一笔，是比张家湾近得多的城东南的通河之滨（记得是东岸），有个堪称老大哥的热电厂，据说其时北京所用之电就是那里发的。我们还参观过，一间大空屋里有几个圆形的钢制滚子飞快地转动，解说的人说一秒钟若干次。记得这是第一次接触科技，也曾感到惊异。可笑吗？其实，想到宇宙之大，几十年之后，我的所知还同样是可怜的。
《流年碎影》 师范学校的朝朝夕夕（1）
这样的题目，内容不免琐碎，我未能免俗，破桌子烂板凳，也是自己的可珍重，所以决定如流水账，把它记下来。朝朝夕夕，活动，是在一个固定的场所，即学校，要先说说这场所。前面已经说过，学校地址为新城北街路北，并说路北与路南相比，只是个窄长条（东西长，南北很短），这样，学校就成为，南面，校门外即新城北街，北面就是新城北城墙。占地是长方形，也是东西长，南北短。我初入校的1925年暑后，校门在学校的东南角。看形势，这东南部分原是个有前后两个院落的四合院，临街一排南房，最东一间辟为出入的大门。拨作师范学校校址之后，往北扩张到城根，往西，原来也许是空地吧，扩张了三四倍。旧四合院是早有的，成为学校的中心，校长、各种主任、各部门，办公在那里，有些人（包括资历深的教师）还住在那里。四合院西面有路（不只一个）通西部。这西部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都是南北几排平房，中间的高大，是教室；靠西的宽敞些，主要用作高年级学生宿舍（不连床）；靠东的窄小，用作初年级学生宿舍（连床，睡四个人）。三部分之间有南北通道，通学校的后部，即靠城墙那部分。再说后部这一个东西长条，不知道以何原由，比前部低一两米。由西部说起。坐西向东一排房，是供上体操课存器物用的；往东一片空而平的地是操场，记得有篮球架。操场以东，北面一排房高大，是饭厅，其东端是厨房；南面一排房略小，靠西是盥洗室和锅炉房，靠东是管理伙食的办事处。厨房以东不远有个小门，可以出门东行，到附属小学的后部（校门也面对新城北街）。
学校大致是一年招生一次，一次招一班，五十人（？），毕业时不足四十，六个年级六班，学生总数不过二百多人，都住校。职工（包括服务人员）几十人，除一部分教师以外，也是都住在校内。单说学生的生活，是于刻板之中也有灵活性。由日出而作说起。比如说是六时起床，八时上课，人心不同，习惯也就难得一样，有些人（纵使是少数）硬是喜欢睡懒觉，到六时，催起床的铃声响过，还是不愿意起。对应这样的情况，学校想了办法，是至时查斋，照例是由训育主任绰号朽木的陈先生出马，由东部宿舍南端一排起，抽查。他慢慢走，兴之所至推开某一个门看看，如果看到睡懒觉的，就赶起来，训斥一顿。陈先生脸上是永远不见笑容的，何况又是训育主任，学生都怕他。所以早晨催起床的铃声响后，有早起习惯的同学就要兼负警戒之责，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小声传递，说“陈朽木来了”，以便晚起的同学不至受训斥。查不查也是兴之所至，所以喜欢睡懒觉的还是常常可以享受一下。
起床以后，穿衣叠被是例行私事，可不在话下。然后是用搪瓷脸盆托着盥洗用具，到盥洗室去刷牙洗脸。谢天之生材不齐，有早起的，有晚起的，有不早不晚的，盥洗室才不至过于拥挤。记得我是不怎么晚起的，可是到盥洗室去总是相当晚（也许因为抽暇看点什么）。因为晚，就至今还保存个清楚的印象，是必遇见一个学生群中的名人，第十班的老Fat。他名刘旌勇，字义方，永清县人。在学校里出名，是因为一，面苍老而体胖（所以绰号老Fat，意为老胖子）；二，幽默，喜开玩笑，且口才好，能学别人说话（都说他一个人能开教务会议）。他年级高，比我早两年半入学，又是名人，我不敢高攀，同他拉扯闲话。也许因为我态度冷漠吧，他也不理我。但总是朝朝相见，相互都有深的印象。他1928年寒假毕业，到山海关田氏中学去教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失业，来北京。其时我在北京大学上学，在沙滩一带重逢，都穷，就成为在同一小火炉旁吃炸酱面的好友。其后离离合合，情谊越来越深，以至于周末晚餐桌上，对面没有他举杯，就像是缺点什么。万没想到，60年代后期，人人不知明天会怎么样的时候，他竟不能达观，服毒，“主动”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很悲痛，但也只能写一篇小文《刘佛谛》，收入《负暄琐话》，以期有些仁慈的读者能知道，世上还有过这样一个人。
盥洗以后，八时上课之前，规定的活动，只记得还有吃早饭一项。“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先说，可见在古人眼里它是如何重要。在师范学校，饮食之为重要还有另外的来由，是绝大多数学生，考这里而不考普通中学，是为同样能吃饭而不花钱。我入学的时候，官费每人每月四元，用实物说明，买面粉大致是将近百斤。遗憾（只好用反佛门的说法）的是，我们都是顽石兄所谓泥做的，饭量大，以致用于副食的钱数有限，仅能果腹而不能获得不再想吃之感。当然希望提高，大概是20年代晚期，河北省负责教育的厅长严智怡（严范孙之子）来视察，通县头面人物招待他在旧城西街宝兴居吃午饭，我们学生推举代表三四个人去诉苦，要求增加饭费。其后不久果然就增了，可惜数目不大，每人五角。推想官费是按人足数，一年十二个月发的，学生自己办伙食，每月由学校领伙食费，大概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吧，总之是要精打细算，以免入不敷出。精打细算的路子不多，不过是米要次等的，饭菜品种不花样翻新，副食简陋而已。这样，取得的直接效果是人人感到烦腻，间接效果是一个月四元或四元五角，也勉强够了。还要补说一句，是烦腻并不排除狼吞虎咽，比如午饭，刀切馒头个儿不大，一般要吃四五个，个别的，有个绰号叫吕庶务（外貌酷似庶务员吕哲）的，一顿总要吃三十多个。其时我还没有欣赏顽石兄女人是水做的高论，但对于女师范的伙食，主食所费不多，副食大大超过我们，不能不感到自惭形秽。这感到，我像是更甚，因为我不只一次，当选为办伙食的经理。其时是管理伙食民主化，由全体同学选出经理二人，会计二人，出纳二人，任期一个月，掌管买物、派饭等大权。且夫权，纵使如鸡毛蒜皮之小，也有大用，比如就是这短暂一个月的经理吧，星期日东行逛大街，就可以接受粮店、油盐店等店铺人员的笑脸和恭敬。唠唠叨叨说这些，是因为我的荣誉帽子，平生只有这一顶，敝帚且享之千金，况可上名片之荣誉称谓乎？还是转回来说早饭，是天变道变，它也仍旧贯，馒头、大米粥，佐以咸菜、小菜之类。顺水推舟，也说说午饭和晚饭。主食都是馒头、米饭。米饭先用水煮，捞出后上屉蒸，又因为米坏，没油水，很不好吃。不知由谁发明，也给起个绰号，是鸽子粪，表明色不白净而难以下咽。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对于馒头却网开一面，一直名之为馒头。说实在的，对于这位也出于蒸屉的玩意儿，我是如对于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