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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选来选去（1）
自己的所写印成本本，还有重重复复的一类，也应该说说。重复而有人印，原因简单，是印者能够或希望能够赚些钱，或兼混个编辑出版的热闹。重复而自己肯编，原因就由简单变为复杂，或说很复杂。过去的名作家，有不少人印过“自选集”，这是书店和自己都认为，有些读者主顾想读而没有时间和精力遍览，主顾是上帝，所以就供应个舍粗取精的，精者，作者自认为乃拿手菜，值得品尝者也。我也印过一本自选集，名《张中行选集》，来由则不是通行的一路。那是90年代初期，有个在深圳工作的年轻读者，说我的作品可读，可是印装都不佳，于是他发愿，在香港给我印一本豪华的，少数，不卖，算作笔耕多年的纪念。主意已定，让我供稿。我想，既然作为纪念，而且豪华，内容的分量就宜于重，于是稍微想想就决定编选集。工程较大，得范锦荣女士的帮助，终于编成。为了排校的方便，求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友人徐学文经管，交通辽印刷厂排版。路远，校改不便，为此，我于1994年春还到通辽去了一次。想不到排校完毕，到香港去豪华有了波折，考虑一下，改变计划，即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印装，不豪华，发卖，于1995年出版。这本书是杂烩性质，所收有文，有书的章节，还有诗词，自选，当然是自己觉得写时用力多、成篇后值得看看的。这是说，其中虽然很少新货色，让肯收留的读者花一次钱，我作为作者，抱愧还可以不至过于厉害。
此外的多种重重复复就不同，但也不能一概而论。选而印成本本，有独占型的，有合伙型的。先说独占型，即全本都收自己的作品。第一炮是《张中行小品》，还记得是1991年10月，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王小琪女士登门来约的。其时我的卖文小铺开业不很久，生意还说不上兴隆，有主顾登门言明多买，心情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这兴奋，在这个选本的自序里留有鲜明的痕迹，抄录如下：
人民大学出版社王小琪女士来，说希望我把多年所写散文随笔之类选出若干篇，集为一册，名为某某人小品，他们想印。这年头，识几个字，有时不自量力，率尔操觚，也想变成铅字，得点小名小利，许多人都知道，大为不易。出版社有刊印之权的人找上门，自是天大的喜事，无论依理依情，都应该欣然表示遵命。
这本小品于1992年年初编完，其后一年多，小友靳飞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之托来组稿，言明杂收近作，字数可多到三十万以上，定书名为《张中行近作集》。熟人，为拉来主顾，心里也就还是高兴，所以写自序，说了这样的话：“写，当然希望有人看，可是看，先要有人印，所以有人上门表示肯印，应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记得这本书稿要得急，也就编得快，只是一个月左右吧，交了稿。没想到其后三四个月又来了主顾，是有三两面之识的郑州《时代青年》的编辑段海峰登门，为其地的中原农民出版社组《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稿。我仍旧贯，心高兴而口答应，并同样在自序中留下痕迹，那是这样说的：
从新潮，家有敝帚堆中，挑柄长的可以算一类，苗细的可以算一类，等等，有主顾登门，就乐得卖。敝帚，有人买，“发”，谈不到，但总能获得些须所谓“钱”，而钱，其用之大及力之大乃人所共知，所以每有组稿人光顾，言明买某种敝帚，我就满口答应，然后是到敝帚堆中去挑，集而成之，交稿。
感悟人生，话大而抽象，容易凑数，由存货中找一些，到佛门借个牌匾，曰《观照集》，应酬过去。
万没想到，这应酬之门一开，不久就出现难于招架的情况。主顾多，多卖钱，像是好事，可是这样的好事最容易变成坏事，是货色不多，买主有些是回头客，则比如说，春城无处不飞花的时候买一本三五集，秋雨梧桐叶落时的时候买一本月明集，回到书斋一看，原来包装不同，里面的货色无别，或大同小异，即使主顾大量，不要求退货，卖者清夜自思，能不为殆等于欺人而出冷汗吗？新的情势，今天，某出版社的编辑大人，或某先生、某女士与编辑大人合伙，登门，或写信，或电话，言明买散文，明天，另一批编辑大人，或某先生、某女士与编辑大人合伙，也是登门，或写信，或电话，言明买随笔，等等，使我领悟，这样选来选去，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花样，印，卖，分而言之是会使读者受损，汇总，我就必致陷于难堪的境地，因为，读者即使不说，也会想，这是为多卖钱，连良心，至少是脸面，也不要了。领悟之后，知变为行，再有主顾上门，我的态度就与以上提及的三种选本大异，即不再是遵命，而是抗命。
抗，意思是说明理由，或说诉苦，然后表示感谢，举杯送客。打如意算盘，客都有度苦的佛心，听完，体察下情，表示谅解，含笑而去，于是随着来的就是完事大吉。而事实呢，却很少有这样的大吉，因为几乎是十之十，你诉苦，他（或她）没兴趣听，而抢着说的是他的理由，甚至他的苦，他也有苦，完事且难，况大吉乎？抗命，不依，这是出现了某些人大为欣赏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有胜负，也许出许多人的“意表之外”吧，负的一方经常是我，就是说，纵使我改变了对选本的态度，几年以来，我还是捏着头皮，编了一些选本。负，“非战之罪也”，是因为对方的兵力太强。为了减少自己战败的罪过，以下举例，说说对方的兵力有不同性质的强，而都是难于抵挡。如有那么一本散文之选，我向约稿人声述不便重重复复的理由，约稿人立即举起大帽子，说这是“国家计划”，就是重复千百次，他们也得出。且夫国家，耳边常响之政治第一也，义不容辞谢，只好遵命。又如一本散文杂著选，入什么系列，主编为吴小如先生，人所共知，任主编如坐轿，四抬也好，八抬也好，作者被点名入四或入八，就只好装束整齐；奔往轿旁去抬，也就是不得不赶紧选编，准时交稿。再如一年前凑世界妇女大会热闹的一个选本《关于妇女》，选编者、写序者，写读后者，以及题书名者，都是妇女，我不隐讳弱点，对于妇女，动于中的情大多是怜爱，也就怕，既怕矣，还敢到阵前去周旋吗？所以也就只能遵命。再说一种，包括两份，必出的理由都是计划已定，收入我这“老”，你能说你不老吗？承认，就是上了钩，也就只好选编，交稿。最后还有一种更难抗拒的，是或打招呼，或不打招呼，越过作者，自己选编，印了。如某些作家，为脸面，或为一口气，去打官司吗？可惜我天性不能争强，于胜诉与坐篱下吃烤白薯之间，我是宁可吃烤白薯的。
《流年碎影》 选来选去（2）
那么，吃完烤白薯，重复问题就可以大事化小吗？显然不能。不得已，只好寻找机会，把惯于向编辑大人诉说之苦改为向掏腰包的读者说说。机会多有，说也就不只一次，抄一些看看：
书生，涂涂抹抹，得印成本本的机会，并写自序，是双料得意的事。我这次却例外。为什么？是因为这样的生意，正如我常常自己坦白所说，厨内没有生猛熟不猛之类，还要卖，只好拼凑，小葱拌豆腐，一盘，豆腐拌小葱，另一盘，而居然换来钱，还能再这样拼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