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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是怎么说的呢？”
‘她说必须设法弄到那种胶质金。如果能弄到胶质金，有可能制止腹股沟里的转移，腿上则可用爱克斯光抑制，这样便有可能拖一拖…”
“能治好吗？”
“不，焦姆卡，我的病已不可能治好了。总的来说，黑素细胞瘤是不治之症，还没有人治好过。能给我怎么治呢？截去一条腿还远远不够，可再往上能截到哪儿呢？眼下的问题是：怎么个拖法？我还能赢得多少时间：几个月，还是几年？”
“这…是怎么回事？你的意思是…”
“是的。我说的是这个意思。焦姆卡，这我已经能够接受了。要知道，并不是活得时间更长生活就更充实。对我来说，现在的全部问题在于我还来得及做什么事情。总得抓紧时间在世上做成什么呀！我需要3年时间！如果我还能活上3年，我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这3年的时间我不能躺在医院里度过，而是在野外。”
他俩在瓦季姆时扎齐尔科靠窗的床上轻声慢语地交谈。全部谈话只有邻床的叶夫列姆会听得见，但他从清晨起就像一截没有知觉的木头似的躺在那里，眼睛一直盯着天花板。再就是鲁萨诺夫，大概他也能听到，他曾以同情的眼神看过扎扎齐尔科几次。
“你能来得及做什么呢？”焦姆卡皱着眉头问道。
“好吧，让你听个明白。我现在正在检验一种新的、大有争论的设想，中央的一些大学者对它几乎不相信。这种理论是：根据放射性的水可以发现多金属矿石的矿床。你知道‘放射性水’是什么吗？……论据倒是有千百种，但纸上谈兵岂不容易。既可以肯定又可以否定。而我有一种感觉。感觉到可以在实践中证明这一切。但为此必须一直呆在野外，根据水情去具体地找到矿藏，而不需要根据什么别的。当然，最好是反复试验。而工作就是工作，哪方面不要耗费精力？比如说吧，没有真空泵，只有离心泵，为了使它发动起来，就得先把空气抽出去。怎么抽呢？用嘴吸！这样也就喝了不少放射性水。而且，这水我们平时也喝。吉尔吉斯工人说：‘我们的父亲不喝这里的水，我们也不喝。’然而我们俄罗斯人却喝它。既然有了黑素细胞瘤，我还怕什么放射性？我正应该去那里工作。”
“真是个傻瓜！”叶夫列姆头也没转，声音沙哑而干巴巴地说。可见，他什么都听见了。“人都快要死了，还研究什么地质学？它帮不了你的忙。不如好好想想一一一一靠什么活着？”
瓦季姆的那条腿保持不动，而他的头，在灵活自如的脖子上轻而易举地转了过来。他有意让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一闪，柔软的嘴唇微微一颤，随即毫不见怪地答道：
“靠什么活着，这我恰恰知道。靠创造性的劳动！而且，这很起作用。不吃不喝都行。”
他用一支带棱的塑料杆自动铅笔在牙齿之间较轻敲敲，观察这句话他理解了多少。
“读一读这本书，你就会大吃一惊！”波杜耶夫那难看的指甲在蓝色的封面上敲着，他还是那样躺着，没有转身，也看不见扎扎齐尔科。
“我已经看过了，”瓦季姆极其迅速地回答说。“这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毫无奋斗目标，没有动力。在我们看来，应当多做工作！而且不是为了填自己的腰包。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鲁萨诺夫为之一震，他的眼镜透出赞赏的目光，他大声问道：
“请问，年轻人，您是共产党员吗？”
瓦季姆把视线转向了鲁萨诺夫，还是那么落落大方。
“是的，”他温和地说。
“我早就敢于肯定了！”鲁萨诺夫得意地宣称，并举起一个指头。
他可真像一位大学老师。
瓦季姆拍了拍焦姆卡的肩头：
“好啦，回到自己那儿去吧。我得继续工作。”
于是他又埋头读那本《地球化学方法》，书里夹着一页纸，上面有几段摘录，字写得很小，惊叹号和问号标得很大。
他一边读，一边写，握在手指中间那有棱的黑色自动铅笔微微移动着。
他全神贯注地在读，仿佛人已不在病房里，而得到他精神支持和鼓励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想在打第二针之前再振作一下，并决定此刻彻底解决叶夫列姆的思想问题，免得他在这里继续散布悲观情绪。于是他正面望着他，左右扫视地对他进行开导：
“那位同志给您上了很好的一课，波社耶夫同志。不应该就那么屈服于疾病。也不应该一接触宗教式的小册子便深受其影响。您起的作用实际上有利于……”他本想说“有利于敌人”，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指出具体的敌人，可在这里，在医院的这些病床上，究竟谁是敌人呢？……“应当善于看到生活的深处。首先要看到功勋的本质。是什么促使人们去建立生产上的功勋？或者在卫国战争中建立功勋？或者，比如说，在国内战争时期，人们忍饥挨饿，缺衣少鞋，没有武器……”
今天叶夫列姆异乎寻常地不爱动：他不仅没有下床在通道上走来走去，而且似乎也失去了平时对许多其他动作的兴趣。先前他只注意保护脖子，要转头时就不得不把身体也扭过去，而今天他的腿和胳膊都动也不动一下，只有用一个指头敲敲书本。劝他吃早饭，他回答说：“肚子没吃饱，光舔碗底不顶用。”早饭前和早饭后他都那么一动不动地躺着，要不是偶尔他还眨眨眼睛，当真会以为他已经僵化了。
而眼睛是睁着的。
他的眼睛睁着，正好一点也用不着转身就能看见鲁萨诺夫。除了天花板和墙壁，他能看到的只有这个白嘴脸的家伙了。
他也听到鲁萨诺夫都开导了些什么。于是他的嘴唇微微翁动，发出的还是那种没好气的声音，只是口齿更不清楚而已：
“国内战争时期怎么了？莫非你在国内战争时期打过仗？”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叹了口气：
“我跟您，波杜耶夫同志，按年龄来说还不可能参加那次战争。”
叶夫列姆鼻子里吭味了一声。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没参加。我参加过。”
“这怎么可能呢？”
“很简单，”叶夫列姆慢吞吞地说，说一句停一会儿。“拿起一把转轮手枪，也就参加了打仗。挺好玩。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
“那您是在什么地方打过仗？”
“伊热夫斯克附近。打的是立宪派。我亲手枪毙过7个伊热夫斯克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
是的，看来他现在还记忆犹新：作为一个毛孩子，当年他是在叛乱城市几条街道的什么地方把那7个大人先后结果的。
这个戴眼镜的人还向他阐述过什么，但今天叶夫列姆的耳朵仿佛浸在水中，只是偶尔冒上来听一会儿。
随着黎明的到来，叶夫列姆睁开了眼睛，看到上方一块光秃秃的天花板，猛然间，许久以前的一件微不足道的而且早已忘怀的事情，毫无缘由地清清楚楚出现在他的记忆之中。
那是11月的一天，战争已经结束。天在下雪，而雪一落地马上就化，落在从壕沟里掘起来的较温暖的泥土上更是即刻消融，不见踪影。当时在挖煤气管道的基坑，规定的深度是1．8米。波杜耶夫经过那里，看到深度还不合乎要求。但是施工队长却走过来厚颜无耻地要他相信，全线的纵断面已经挖好了。“怎么，还要量一量吗？那对你会更糟。”波杜耶夫拿起一根量杆，量杆上每隔10厘米烫着一道横的黑线，每50厘米处的横线就更长些。他们走过去量，不时陷在泡烂了的泥浆里。他穿的是高筒靴，施工队长脚上是半高迹皮鞋。量了一个地方，只有1．7米。他们又继续往前走去。那里在挖土的有3个人：一个是瘦高个儿的农民，脸上是黑乎乎的胡子茬；另一个是退伍军人，头上戴的依然是一项军帽，那帽徽早已被摘掉了，帽边和帽檐都是漆皮的，而箍带上全是石灰和泥巴；第三个人年纪很轻，头戴鸭舌帽，身穿城里人穿的那种短大衣（当年在穿衣方面还有困难，公家也没发给他们），大概还是他上中学的时候做的，又短又窄，而且已经穿旧了。（他的这件短大衣，叶夫列姆似乎只在这时才第一次看得那么清楚。）前两个人还勉强在挖，挥动铁锹往上翻土，尽管湿源源的泥巴粘在铁锹上甩也甩不掉，而这第三个小伙子，胸部抵着锹柄站在那里，像被支起来吓唬鸟儿的一个稻草人，身上覆盖着一层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