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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婶听说法劳逃走了，使戴起眼镜仔细打量给她送消息的人。他是小梅里尔。“逃走了，是吗？”她说。“哼，不管他逃到哪里，反正没有好下场。我知道你们这儿的人认为杀死一个印第安人不算犯罪，但我说是犯罪；在你们去世之前，你们都会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是这件事上，就是另一件事上，总会认识的；你记住我的话，别忘了。
现在这个可怜的凶手，这个法劳，逃走了，他只是个臭名昭著的卑鄙小人，但是上帝饶不了他。不过他逃走了也好，我是不同意用绞刑的。我不忍心。已经死了一个人，不能再死一个。我不愿看着人被吊死，不管他犯了什么罪，我也不愿看见人被枪打死，不管他犯了什么罪；这位费利佩先生，他是个手脚利落的人，只要他一找到法劳，随时都会像闪电一样迅速地开枪打死他；所以法劳逃走了倒也是件好事。
但是我告诉你，他逃走也没什么大用！那个被他打死的印第安人会日日夜夜地跟着他，直到他死去，那是要不了多久的；他会在自己真的死去前就巴不得自己快死，我想他会的。他会像我在田纳西认识的一个人一样。那时我还是个小姑娘，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我出生在东田纳西，那里到处都是葫芦；那里有两座房子，中间隔着一道篱笆，篱笆上也长着葫芦；有一个小孩摘了个葫芦，两户人家的孩子们争了起来，孩子的母亲们出来干涉；她们打了起来；最后男人们出面，他们大打出手3＄威尔拿出了屠刀，他举起刀来，咒骂克莱博恩，并挥刀砍死了他。人们把他送交法庭，但最后不知怎么又开脱了他。我不知他们怎么干的，只知道他们一点点往后拖延、拖延，最后就放掉了他；从此他生活在一种符咒之中，他无法忍受，看上去他从来没有安宁过；他来到我们家里，说，‘杰克，’──他们都叫我走多‘杰克’，或‘杰克大叔’，──‘杰克，’他说，‘我在这儿活不下去了。’‘为什么，’爹爹说，‘这里的法律开脱了你。’‘是的，’他说，‘但是上帝的法律没有宽恕我；克莱博恩缠着我。在一条窄得不能再窄的小路上，他整天跟我并肩而行；晚上又来跟我睡在一头，我的妻子倒睡在另一头；我受不了了！’这些话我听得清清楚楚，我只是个小孩，但我不会忘记。嗯，先生，他去了西部，经过这里到加利福尼亚，但他在那儿也待不下去，又回到了家里；那时我已是个大姑娘了，爹爹对他说──我听见的──‘嗯，克莱博恩跟着你吗？”‘是的，’他说，‘他跟着我。我在这个世界上怎么也甩不开他。他处处纠缠着我。’你瞧，这其实是他的良心在鞭答他。完全是这样。至少，我想是这样烬管有人说那是克莱博恩的鬼魂。这个可怜的法劳也会遇到这种事情。他虽然活着，但他宁愿被吊死或枪予儿打死，或者不管什么方法，这样才能解脱他的痛苦。”
丽婶说得正儿八经，小梅里尔听得聚精会神。这些话深入到他本性中很久没被触动过的深度；换句话说，是潜伏在表面下很深的一个断面。西部拓荒者的性格常常是这种断面的一种奇特的堆积──他最初所受的训练和信仰，像矿藏一样，压在一连串难以言说的凶暴的经历下面。在那些最凶残的本性的表层下面，通常隐埋着──其形式还不十分固定──一个充满虔诚习俗、信仰、宗教影响的领域，关于这些，孩子知道，成年人也记得。在他成年以后的生活中，经过一场巨大的灾变或激烈的斗争，地表突然隆起，底下的一切又重见日光。他小时候学习过、此后再也没去想过的教义问咎在他耳边响起，旧我与新我在他内心冲突，使他的感觉和语言陷人一片混乱和矛盾之中。丽婶的话就是这样使小梅里尔人迷。他几年前刚从最严格的新英格兰加尔文教的布道声中走出来。野蛮的拓荒生活像旋涡一样把他往底下拽；但他内心里还是个新英格兰人。
“是这样，丽婶！”他叫道。“是这样！一个犯了罪的人不感到后悔的话，在这个世界里不会得到安宁，在另一个世界里也得不到安宁；但是，这是一桩偷马案，这事情就两样了。不管怎么说，打死偷马贼不算犯罪，人人都承认这点。一个偷马贼被人抓住理当被打死；即使在这儿，我告诉你，他也会被打死！”
丽婶脸上掠过一阵不耐烦的绝望神色。“我没耐心跟你讨论偷马的事，好像马比人还重要似的！但是就算是这样吧，这个印第安人，他有疯病。你们全都知道。那个法劳也知道。如果他是有意偷马，他难道会把自己的马留在那个马厩里，就像在告诉人家，这马是他偷的，而且他把偷来的马就拴在他家门前显眼的地方，人人都能看见，你可认为天下会有这样的偷马贼吗？”
“留下了他自己的马，有这回事？”梅里尔反问道。“一匹可怜的、瘦弱的老马，二十块钱都不值；而吉姆的马少说也值二百块。”
“这不是我们说的话题，”丽婶坚持道。“我不是说他要换马。
我是说，他拿了马后，没有故意把它成起来。我们田纳西也有偷马队但我从没听说过偷马械留下自己的名字让人来抓他，向人指明他走的路，并把份来的马拴在自家门口！关于这件事我看你和我都无需多说，再说下去准要吵架；”不管海里尔再说什么，关于亚历山德罗之死这件事丽婶再也不置一词。但是在另一个话题上，她又不知疲倦、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这就是关于卡惠拉人的善良和友好。在他们纯洁的友好情意面前，她对印第安人的最后一点偏见也荡然无存了。“在我有生之年，再也不听别人说一句他们的坏话，绝不，”她说。“这些可怜的人们，自己穷得叮当响，却硬是把仅有的东西全给了蕾蒙娜，我见过的白人没一个比得上他们的，我走过的地方最多了。而且他们不图回报；因为在费利佩到来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蕾蒙娜还有亲人，他们要照料她，直到她去世。他们说，只要他们还有一点东西，就要拿来照料这个病人。他们生来就是这样的人；我看，在这件事情上，以及在其他许多事情上，白人应该向他们学习。哦，现在我再也不说印第安人的坏话了，你别忘记！但我知道，这无济于事；除了亲眼看见，这个世界上没人会相信这些。我自己就是这样；尽管没人要我这么说，但我还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看见我所看见的一切！就是这样！”
蕾蒙娜和她的朋友们告别的这天，村里一片抑郁的气氛。善良的村民们由衷地祝贺她为她和她的孩子找到了这么好的保护人，他们深深地感受到费利佩和丽婶对他们的友好情意和感激之情，但他们同时感到失去了什么，──感到了一个空隙。他们与外界的鸿沟似乎重新划定了界线，他们的孤独感更深了，他们令人绝望的贫困状况愈发严重了。蕾蒙娜，亚历山德罗的妻子，是他们的姐妹，──他们中的一员；所以，她应该享受到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但这一切就是一无所有，除了艰辛和受剥夺之外一无所有；但是她却被带走了，像个得救的人，被从这跟死亡差不多的境况中，从这比死亡更难受的生活中带走了。
蕾蒙娜跟他们道别时，止不住热泪滚滚。她一次又一次地拥抱了那位年轻的母亲，在那许多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