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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干什么？”戴维斯问。
“挖土，”杰姬答道，没有显出不高兴的样子。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她着了魔似的在那两块长方形的地里种植鲜花和蔬菜，甚至还种了几棵小树。戴维斯觉得这些花草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杰姬的脑子里却清清楚楚。她请了一位电工在她的后窗上安装了一盏泛光灯，她会在睡觉之前坐在窗台边，用手托着下巴，专心地盯着花园看，仿佛这个花园是一块巨大的棋盘。有时她似乎显得很高兴，但更多的时候这个花园让她泄气沮丧。“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她会癫狂起来，用拳头猛砸自己的膝盖。戴维斯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也回答不上来。戴维斯温柔地建议道，如果她因为花园而如此紧张，就应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这之后她又连续几天没事了，几乎很少提到花园。过后，她又回到了泥地里，穿着她那双过膝的紧靴子，手上套着厚厚的带条纹的手套，戴着墨镜和棒球帽。
五月，她把那些花草全部掘除，然后重新开始，转移了一些她认为可以保留下的并把左右两边的长方形花坛的花草基本上以草坪为轴调了个个。最后，她发现这样的布局更令人反感，于是又在七月把它们全部铲除，九月份又是同样的举动。十一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突降第一次大雾，戴维斯发现她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双臂抱膝，抽泣着。
精神病专家（戴维斯认为找心理医生已经太晚了）给她开了抗抑郁的药物，这些药帮助她挺过了冬天。她看上去还是对戴维斯很冷漠，这是她对戴维斯的报复，谁让他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忽视她的奇怪行径。
圣诞节的前夕，也就是在安娜·凯特离开他们将近一年之后，戴维斯询问了警探是否可以在警方不再需要他女儿的遗物作为证据时将它们归还给他。后来，他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要求，可能是他感到无助，被遥遥无期的调查给逼疯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谁做点事情吧！把安娜·凯特的衣服从证物室里拿出来吧！查查那些血迹，也许只要十分钟，你们就会为她想想了。”
杰姬的精神科医生建议在春天的时候把她送回花园。杰姬对花园的态度是她恢复程度的某种标准，也是医生调整用药剂量结合药理治疗的标准，医生告诉他们精神药理学是一项非精密的模糊科学（戴维斯强忍住没有说出讽刺的话来）。杰姬仍然把大把时间花在花园里，但是她似乎挺喜欢待在那儿，六月来了又去，她连一棵小草也没有重新挖出来再种过。
在戴维斯的地下办公室里，他用活页夹和档案记录下关于他家庭的历史。在凯恩县的跳蚤市场，他花了三百二十五美元（从三百八十美元杀下来的）买下一套旧的图书馆卡片目录。他快速浏览了一下已经发黄的三英寸长五英寸宽卡片，在背面空白处填上了大约二千七百条近亲和远亲的相关信息。戴维斯的历代祖先参加过从独立战争开始的每一场战争，很久以前的祖辈们在十三个殖民地的其中六个开垦过。他祖父的祖父母曾经包船环游世界，而他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们却从来不敢离开他们出生的那片土地半步。他有曾经演过无声电影的亲戚，有撰写儿童书籍的阿姨，而戴维斯在这间屋子里寻找他们之间的关联——在这些人名间连线，从每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到每个姻亲再到每个后爹后娘和私生子。他家族的六条不同支系就像爬满蓝墙的常青藤，在常青藤舒适的荫蔽下，他深陷其中，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好几个小时。自从安娜·凯特被谋杀之后，他非常乐意做这件事。
戴维斯有一位远房表亲（缺少更为准确的称呼）曾经犯了法逃到密苏里州。在戴维斯的已故亲友中，这位名叫威尔·丹尼的表亲最让戴维斯感兴趣，虽然很难找到他的生平资料，而且已有的资料充其量也不过是半部传奇罢了。甚至连他在穆尔家族中的确切位置也存在疑问。丹尼在信中曾戏称自己为“人类之子”，这是一个法律委婉语，法庭、教区和家谱学家用这个说法来代替更为口语化的“私生子”。丹尼的母亲是比戴维斯高好几辈的阿姨，但谁是他的父亲仍是一个谜。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互联网的帮助，戴维斯找到了一位圣路易斯的收藏家，他拥有一张丹尼的照片，是在丹尼晚年时拍摄的。收藏家让戴维斯翻拍了照片。现在这张模糊又反光的翻版照片就放在相框里，挂在地下办公室的门边。照片里的威尔·丹尼满头银发，开怀大笑。这位六十岁左右的老者身着价格昂贵的高领套装，逍遥法外，随意把大把的钞票花在赌博、酗酒和妓女身上。他的双手厚实，饱经沧桑的脸看上去苍白而友善。戴维斯总是想像着当时在镜头之外有一群喧闹的助手——他的奉迎者、使徒，还有一些醉鬼。丹尼照相时打着一条黑色领带，手持一把长柄来复枪，照片里还有一只健硕的狗和一顶高高挂在椅子背后的新帽子。
最近看这张照片时，戴维斯却发现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欣然接受这位表亲的浪漫神话。丹尼，一个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逃亡的人，似乎和现在那个吞噬了女儿生命的禽兽，那个身份不明的人，有太多共同之处。
戴维斯总是想，那些生活在威尔·丹尼时代的人们——那些好人，有道德的人，不包括罪犯——会如何看待他现在在诊所里所做的一切，哪怕只是让他们仅仅想像一下。
但是现在，他想知道如果那个魔鬼对安娜·凯特所做的一切都降临到丹尼的女儿身上，丹尼会怎么做。
哪怕只是让丹尼仅仅想像一下。
— 12 —
谋杀案发生后十八个月，警探告诉戴维斯（他仍然每周给警方打两次电话）他可以把安娜·凯特的东西带走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调查，”他说，“我们给证物都拍摄了照片，也扫描了DNA。来之前请先打个电话，我们会把一切都准备好的。”听起来就像是在预订比萨，戴维斯心想。
“我不想见到它们。”杰姬说。
“你不一定要看。”戴维斯说。
“把衣服都烧了好吗？”戴维斯向她保证他会烧掉的。
“警方会找到凶手吗，戴维斯？”戴维斯摇了摇头，耸耸肩，又摇了摇头。
一想到去警察局取东西的情景，他的脑海里便出现了一间大屋子，里面排列着一排排架子，上面摆着盒子，盒子里装着地毯纤维、照片、笔迹样本和口供录音，屋子里的证据多得足以让半数住在北岸的人因为这样那样的罪名而伏法。他觉得那儿可能有一扇窗户，窗户后边站着一个矮矮胖胖，头发花白的警察，手里拿着公文夹，飞快地翻着，带着口音大声嚷道：“开灯。第四号。”但实际情况是，他坐在侦探的办公桌前，一个包裹被递到他面前，包裹用棕色的纸包着，上面系着一条已经磨损的细绳，同时，警探对他表示了慰问。
他把包裹带回了诊所的办公室，关上门，用一把长柄的不锈钢手术剪刀剪断了细绳。棕色的包装纸在他的办公桌中央铺展开，衣服整齐地叠着，但没有清洗过，他把手放在一堆衣服的最上面，拿起女儿的衬衣开始检查已经干了的污迹。污迹里面有血还有其他东西。她的牛仔裤被人用刀划开，从腿上剥了下来，刀从拉链开始划过裤裆，又从中间的裤缝往下划。她的贴身小裤也被撕破了。包裹里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手表、戒指、耳环、金链子（已断）、脚链。包裹里还有她的黑色平跟鞋，警方一定是在她的尸体边找到的。戴维斯浑身一颤，想起了那些裸体塑胶模特的脚。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在一只鞋里有一个塑料小瓶，橡胶瓶塞，贴着标签。一张细长的条子贴在瓶侧，条子上有安娜·凯特的名字，一个条形码，还有用蓝色标记的UNSUB，数量，以及戴维斯不能辨别的符号。戴维斯知道“UNSUB”代表“不明物体”，这是他所拥有的最接近那个凶手真实身份的东西了。
他认出了里面的东西，即使是这么小的量。
这些乳白色的东西就是驱使凶手犯罪的原始动力，是从女儿的身体里擦拭出来的。有一部分被拿去检测了，毫无疑问——用来绘制DNA的图谱——而剩下的就被储存在这里面当做证据。很显然，警方并不想把这个东西与安娜·凯特的遗物混在一起的。这东西显然不是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