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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飞往温哥华的飞机上，望着舷窗外的朵朵白云，我不由得想起了他。昨夜跟他分别时的情景一下子浮现在眼前。晚上我和他一起在外边吃了顿饭，点了些什么菜已经记不清了，能记住的是我心情很糟。我不想去加拿大，可又必须走，讨厌他的这个馊主意，忍不住地想说他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却没能讲出来，心想他也难呐。吃饭的时候，大家的话都很少，感觉怪怪的异样得很。
他开车送我去我姐家接我女儿。路过龙都宾馆时，见时间还早，他建议进去坐一会儿。那里的咖啡厅是我们过去约会常去的地方。我们进去时，咖啡厅里已没什么客人了，琴师也下班了。没了熟悉的琴声，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心里越发觉得郁闷。落座后好久，咖啡都没送来，我都想走了，可看到他那一副无法言表的神情，还是留了下来。沉默了许久后，我没话找话。
“你儿子在多伦多？”我不知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明明早有了答案。
“嗯。”他敷衍了一声。
“我去了之后，想回来怎么办？”
“不是跟你说好的嘛，既去之则安之，我早晚会去找你的。”他有点急了。
服务生总算把两杯香草味的Cappuccino送来了。
“怎么这么晚？”我脱口而出。
“对不起。”服务生说道。
其实，我没责怪他的意思，只是心里不痛快。我们都喜欢喝这种打了牛奶泡的咖啡，可今天晚上却喝得索然无味。不是咖啡味道改了，而是自己的心情变了。
去我姐家的路上，谁也没再说话。到我姐家楼下后，我们又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我紧紧地抱着他不撒手，想到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好了，好了，我也舍不得你走。”他用力推开我，双手扶着我的肩膀，深情地望着我。
“我能不走吗？”我哭着问他。
“你说呢？”
“你可要快点去找我，我怕等太久就不认识你了。”
“只要能脱身，我就去找你。”
“你要多保重。”
“我不会有事的，你一人在外要照顾好自己。”
“我不想离开你。”
此时此刻，李商隐的那首诗最能说明我的心情：相见时难别亦难……夜吟应觉月光寒。
我姐第二天要送我们，跟我和孩子回到我家。我们刚进家门，电话铃就响了。是我丈夫从深圳打来的，他想让孩子在走之前去趟深圳。
“来不及了，明儿我们就走。”我不假思索地说。
他愣了一下后，问：“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没等他回话，我就把电话撂下了。
一
我丈夫去深圳已一年多了，我们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他原先在科大教书，不明就里的人以为他图高职高薪才去了深圳。真正的原因是他的新欢大学毕业后在那里找到份工作，两人携手共奔前程去了。
他在工学院读研时，父亲是他的导师，我家就成了他常来的地方。父亲非常喜欢他，这种喜欢由里到外，前所未有。母亲死得早，我和我姐都是奶奶带大的。奶奶去世后，我们姐妹俩跟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是我们的依靠，也是我家惟一的劳力，可不知什么时候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别说干体力活了，就连搬张写字台都不敢。我们家但凡需要劳力的时候，他总会及时出现，而且任劳任怨。他还能烧一手好菜，常常博得父亲的欢心。
他刚读研时，我才18岁，大学没考上，进了一所民办学校读会计。原本我姐有意跟他好，可他偏偏看上了我。明知喜欢他的是我姐而不是我，可父亲还是尊重他的意愿，极力促成了这桩婚事。他其貌不扬，国字脸还算端正，个头不高，身子板还算结实，跟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相距甚远，可父命难违，更何况我们这个家。
我大专毕业后，托关系进了一家工学院参股的公司。刚进去时，单位安排我做现金会计。没干多久，我就烦了。半年的试用期一到，我毫不犹豫地把这份工作辞了。父亲知道后，狠狠地数落了我一顿，好在就要跟他的得意门生结婚，他才没再没完没了地说我。
结婚时，我22岁，我丈夫长我四岁。他生在乡下，长在农村。18岁考上大学，靠刻苦学习，成了他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博士。他清高固执。婚前我虽有所察觉，但并不那么强烈。父亲说这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没什么了不得的。
我生在四川成都，当时父母亲下放在那里。母亲生下我后，得了产后忧郁症。在我五岁的那年，不知受了什么刺激，她投河自尽了，没能等到父亲调回工学院的那一天。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带我回到了他阔别七年的这个北方大都市。我姐一直住在上海奶奶家。父亲调回后，也把她接了回来。为照顾我们姐妹俩，奶奶特地从上海搬来跟我们住。我从没见过爷爷，父亲说六五年他就去世了。也许跟我生在四川，童年又在那里度过的有关，我性格里透着一股四川人的倔强和泼辣，跟我姐完全不同。
婚后不久，我应聘进了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华北分行。参加完新人上岗培训后，我跟另外两个学会计的一起被分到会计结算部。会计部的董经理是个老学究，慈眉善目的，管得不严。晚点来早点走，他从不计较。他给我们三个新来的各找了一个师傅。就数我的师傅年轻，看上去也就30刚出头，长得一张娃娃脸。他叫于晓明，很有耐心，脾气也好。他手把手地教我。我并不笨，一学就会。可惜的是，我刚跟他干了三个月，他就调走了。董经理让我接下他的全部工作，真有点赶鸭子上架。
于晓明临走前，行里几个要好的同事为他饯行。他把我也叫上了。吃完饭跟大家分手后，他打车先送我回家。路上，我问他：“他们说你要调到师范学校去，干吗……”
他打断我，说：“我老婆的舅舅是那学校的校长，我把档案存在他们那儿。”
我问他：“你不去师范学校？”
他想了想后，小声地说：“我移民去新西兰，你别跟别人说。行里除了你，没人知道。”
他的话让我吃惊不小。我又问：“这儿多好，干吗去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我也不想去，可没辙呀。我老婆说了，要么离婚，要么跟她去漂洋过海。”
听他这么说，我不禁想问他，以牺牲自己的事业为代价来维系婚姻，这样的婚姻能长久吗？他这么做，值得吗？可我跟他，除了工作，私下里并没什么接触，不了解他和他的家庭。再说，我干吗要掺和人家的家务事？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
于晓明走后，一直没跟我联系。会计部的人说什么的都有。不过，我心里还是挺感激他的。他既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又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更早地独当一面了。
“五一”节前，我跟我丈夫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面积虽不大，可我已经很知足了。房间里摆了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和一张梳妆台，没地方放床头柜，就用两张方凳子代替，一边放电话，另一边放台灯。客厅里也没买太多的家具，除了一张三人沙发外，就只有一张长餐桌和几把椅子。电视机、录像机都是父亲那里淘汰下来的，只有冰箱是新买的。餐桌的另一半被当成书桌。没两天，上面就堆满我丈夫的书和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了小家，柴米油盐、锅碗瓢盆这些生活琐事一下子摆到我们的面前。没多久，新婚的快乐和幸福就被过日子的烦恼所代替了。我本来就不太会干家务活。结婚前，都是父亲和我姐他们烧饭煮菜，我最多收拾收拾房间，刷刷碗洗洗衣服。用电饭煲焖米饭，我都不知该放多少水